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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在1931年8月病逝后，内亲朱庭祺便热心介绍毛彦文与熊希龄认识。紧接着，两人在1935年于上海完婚，当时男方六十三岁，女方三十三岁。
洞房花烛之夜，熊希龄得意至极，自撰《定情曲》一首以为纪念。而当时宾客甚多，对熊毛婚礼致贺之诗联，尚有不少脍炙人口者，例如沈尹默贺联云：
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
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
另外老同盟会员刘成禺以一首打油道贺，诗云：
闺人应惜首飞蓬，燕婉新词老凤雄。
不用丈夫髯发美，更无长鬣话元丰。
熊希龄（1870—1937）
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曾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民国建立后，历任财政部长、国务总理等职，晚年主要从事教育、慈善以及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并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陆徵祥：外交官变成了神父
陆徵祥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陆徵祥，有一个嗅觉特别灵敏的鼻子，简直就是气象台。
陆徵祥他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常常出门时天气晴朗、艳阳高照，但他总会带雨具上学，惹来同学笑话；及至放学后，在回家途中碰到下大雨，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成了落汤鸡，只有陆徵祥因事先准备雨具而没被雨淋。
后来，同学们问他怎么会想到要带雨具，他神秘地说，他的鼻子能测天气阴晴，故先准备。若遇雨天，同学问雨何时可止，他便出去看一看，深嗅几下后说：“明天中午雨停日出。”第二天果然应验，所以大家称他是“晴雨表”。
陆徵祥从小受洗，是个虔诚基督教徒，早年在俄国担任外交官时，认识了一位在俄国教授贵族法文的比利时姑娘培德。两人一见钟情，经过二年的交往，决定步入礼堂。当时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颇大，加上彼此认识不深，所以异国婚姻并不多见，双方家长得知这项消息，都极力反对，使馆人员更警告陆徵祥：“你这样做，会断送前程。”但陆徵祥宁可放弃做官，也要和培德结婚。后来是驻俄大使特别通融，才让这对异国恋人结成连理。
婚后，陆徵祥剪去发辫，并被调至荷兰担任驻荷公使。平时因国情而无法出来与丈夫一同接见宾客的培德，到了荷兰后，成为能干的女主人，不但安排宴会事宜，还经常与丈夫出席外交官的聚会，对陆徵祥的事业帮助甚大。
由于妻子关系，陆徵祥转而改信天主教，晚年成为一位神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代表在巴黎开会商讨战后事宜。当论及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的租借地时，原本趁战乱而出兵占领胶州的日本，竟向大会提出把胶州让与日本的要求。消息传回来后，举国哗然，群情激愤，大众强烈呼吁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切莫在和约上签字，甚至扬言要烧他的房子，威胁他的生命安全。最后陆徵祥在舆论压力下，拒绝签字，退席回国。
陆徵祥（1871—1949）
字子欣，上海人。清末毕业于同文馆，曾任驻外使馆翻译，以及驻荷、俄等国公使。民国建立后，历任外交总长、国务卿等职，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和约。1919年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在舆论压力下，拒绝签署和约。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许世英：脱衣舞有助于增加人口
许世英
政坛元老许世英年轻时，与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是好朋友。
当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开府天津时，某年，许世英离京赴津，到督署访晤李国杰，然后两人在书房里高谈阔论起来。
彼时李鸿章正在签押房（时人称之为衙门中的“军机处”），听到他们的谈话声，便问随从是什么人说话这么响亮，随从回答：“是孙少爷与朋友在讲话。”李鸿章于是传孙子进来，问明来客身份，即把许世英召来，行礼如仪后，开始谈论时局朝政。
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败，李鸿章由于代表清政府割地赔款，毁谤集于一身，每每论及时事，便摇首欷嘘不已。许世英见状，即劝道：“方今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朝中大臣，新旧异词，傅相举措，动关大局，必因招谤而难见用，应该考虑急流勇退。”李鸿章一听愕住，默然无语。
次日，李鸿章对孙子李国杰说：“许世英人小胆大，位微言高，而神清气爽，语音清越，自丹田发出。此人一生将贵寿无极。”
许世英于宣统二年（1910）奉命到欧洲考察司法制度。有一次在巴黎，他被邀请去观赏脱衣舞，观舞未毕，当地记者突然趋前访问，要他发表对脱衣舞的感想。
他踌躇了一下，笑笑说：“这是很好的娱乐，同时可能也有助于增加贵国的人口。”
记者一听，大为满意，翌日，当地报纸刊出中国许代表的谈话，说脱衣舞可增加人口。
许世英平生不吸烟，不喝酒。某日他与王宠惠闲谈，王宠惠指着手中的雪茄说，自己吸了一辈子的烟，这点星星之火，烧掉好几栋房子与好几部汽车。
许世英闻言接口道：“我从来不吸烟，但至今仍然没有房子，也没有汽车。”
说罢，两人抚掌大笑。
许世英（1872—1964）
字隽人，安徽至德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后被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民国建立后，出任司法总长，确立律师制度，设置新式法庭。历任内务总长、安徽省长、内阁总理、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并曾担任驻日大使。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徐锡麟：为革命而花钱当官
徐锡麟
曾经考上举人的徐锡麟，在加入光复会后，为了方便进行反清活动，竟不惜花钱买官，并获得安徽武备学校副校长一职。由于该校校长由安徽巡抚恩铭兼任，他很欣赏徐锡麟的才干，不久便升其为巡警处处长兼巡警学校校长。
秋瑾男装照片因为这层关系，让徐锡麟得以策划枪杀巡抚并举事的革命行动。
鉴湖女侠秋瑾从日本辍学回国后，经徐锡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由于她对革命抱着高度的热忱，并积极从事妇女运动，因此徐锡麟即将自己创办的大通学堂交给她负责。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们共谋起事，但因提前发动，双双失败，先后就义。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六日（1907年8月14日），革命志士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枪杀巡抚恩铭，并与清军激战四小时，最后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翌日遭处决。
民国成立后，在其牺牲地安庆大观楼旁修建了纪念楼阁，楼阁柱上悬有黄兴一副对联谓：
登百尺楼，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
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安庆民间也流传一联如下：
铁白主义，民族思想，早已与世并臻，未及睹白帜飘扬，地下英灵应不瞑；
只知公仇，安识私恩，胡竟为救所厄，幸尚有群雄继起，天涯芳木俱生春。
徐锡麟（1872—1907）
字伯荪，浙江山阴人。出身富商家庭，早年读书时，喜欢天文、算术。光绪三十年（1904）加入光复会，并与陶成章等创办大通学堂，借以培养、训练革命同志。后与秋瑾在浙江、安徽一带起事反清，因寡不敌众，失败被擒，壮烈捐躯。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梁启超：不能与老师同为罪人
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力倡保皇（光绪皇帝），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有过激烈论争，长年处于对立的局面。
梁启超
但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创建后，胡适却称许梁启超为革命的第一功臣。他在日记里写道：“任公（梁启超号）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又说：“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徐志摩与陆小曼
1917年，康有为伙同张勋进行复辟，把溥仪抬出来当皇帝，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却与段祺瑞结合，讨伐复辟；马厂誓师一电，即由梁启超执笔。
当时有人对梁启超说，他的老师康有为正建立新朝，他却草檄声讨，不为老师留丝毫余地，这在师徒情谊上实讲不过去。
梁启超则认为，师徒归师徒，在政治方面，不妨各有其主张。他还说：“我不能与我师同为国家罪人。”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结婚，央请梁启超证婚。由于徐志摩是离婚再娶，陆小曼则是离婚再嫁，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他虽然答应了，但在证婚时，却前所未有地当着满堂宾客，把新郎新娘狠狠训了一顿。
训过之后，他气犹未平，第二天还写一封信给女儿梁令娴，以表达心境。该信内容为：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即陆小曼）当头一棒，盼望她能有觉悟（原注：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罢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七岁，他身后留下的遗墨手迹，据胡适估计，约为三万件，件件都笔锋严整遒劲，绝无轻率苟且落墨的。
为什么会这样？胡适说那是因为梁启超成名太早，自知其片纸只字，都不会被人丢弃，都有人会要收藏，所以即便是张小小的便条，也都慎重其事，笔笔不乱写。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二岁中秀，十七岁中举，有“神童”之称，后拜康有为为师。光绪二十一年（1895）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