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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和会上展露锋芒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一生有过三个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当时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钥。由于唐绍仪很欣赏顾维钧的才华，因此在1913年将女儿嫁给了他。婚后夫妻俩形影不离，十分恩爱。
不幸的是，当时“西班牙流感”正随着一次大战结束后返乡的士兵而蔓延开来，短短几个月内就席卷全球，估计约有五亿两千五百万人受到感染，其中两千一百万人死亡。而唐宝钥无法幸免，也于1918年因染此病过世。顾维钧悲痛万分，坚持将她的遗体安放在玻璃棺中，每逢清明必亲往拜祭。
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时，有一次在美国搭乘火车旅行，卧铺车厢中有个黑人专替旅客擦皮鞋，顾维钧于是在晚间将鞋子交给对方，第二天早上起来，开门穿鞋，发现皮鞋两只都是左脚。他赶紧把那黑人找来问，没想到对方竟叹息说：“今天发生太多奇怪的事了！刚刚还有一位客人的皮鞋，两只居然都是右脚，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顾维钧（1888—1985）
字少川，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市）。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并一度担任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严独鹤：促成一部《啼笑因缘》
严独鹤
名记者严独鹤在上海跑新闻时，某次去探访一位写白话诗的朋友，结果那位朋友外出不在家，严独鹤因没有其他事情要办，便在房里随处逛逛，打发等候的时间。
不一会儿，他发现对方书桌上有一首未完稿的白话诗，题为《咏石榴花》，当中一段为：“越开越红的石榴花，红得不能再红了。”
严独鹤觉得好笑，便提笔接写下两句：“越做越白的白话诗，白得不能再白了。”
1929年，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到北平参观，时任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的严独鹤也在应邀行列中。欢迎会上，他经资深报人钱芥尘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北平人颇喜爱的作家张恨水。由于严独鹤曾读过张恨水的小说，觉得很有意思，便当场向他约稿，张恨水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当时上海已有一个写作圈，且人才济济，不需要外地来稿，何况碍于地域观念强烈，外地作家也很难打入圈内，南北更是“互不侵犯”。但严独鹤独具慧眼，在回到上海后，又写信给张恨水，向他催稿。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张恨水显得格外慎重，经过一段构思与诸多考虑后，他发挥了“鸳鸯蝴蝶派”的功力，将惊险紧张的武侠传奇融入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中，又将西洋小说的技法揉入传统章回小说里，取名《啼笑因缘》。
当这部长篇小说开始连载后，由于情节曲折有新意，竟引起罕见的轰动，原本发行量已很大的上海《新闻报》，也因此销售更好，广告商竞相要求将自己的广告刊登在近小说的位置。当然，张恨水也一跃成为上海街谈巷议的知名人物了。
后来这部长篇小说，还被片商看中，拍成电影。当时负责改编的，便是严独鹤。
严独鹤（1889—1968）
名桢，字子材，号知我，浙江桐乡人。早年读书于上海广方言馆。曾任职于中华书局，1914年起担任上海《新闻报》编辑、副刊主编、副总编辑，并以“独鹤”为笔名纵论时事，前后达三十年。一度兼任世界书局杂志部总编辑，为近代著名的报人、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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