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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声调,“要抗日成功,中国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
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
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
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
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
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斯诺问:“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
“三个条件可能保证我们的成功。”毛泽东扳着手指头回答“第一,中国结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
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
民自己的团结。”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毛泽东的重点话题。他佩佩面谈,缓缓道来,中心意
思是: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
大变动。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对富农的土地是不没
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
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面战的志愿,我们
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
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
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在多次交谈中、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向他详细披露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
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所谈内容,弥足珍贵。
斯诺在10月底回到北平,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即一头
钻进盔甲厂13号门旁边的私宅里。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整理成文寄到英
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
全世界公正面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
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认识了毛泽
东等中共领袖和他们的政治主张。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做广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是把文章扯回国共交涉上来吧。
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
工作,毛泽东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毛还提出:过去我
们的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
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
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
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项工作。会议通过了
毛泽东的提议,并决定成立中央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月底,又决定由毛泽
东负责对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8月初,毛泽东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
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随后又
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
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
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同时又写信给十七路军总参议
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
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
杨虎城收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共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西北大联合,“三位一体”的局面渐次成熟了。
8月8日,潘汉年来到保安。他是奉王明指示从莫斯科回国的。他先到南京会晤
了陈立夫、曾养甫、张冲等人,带到保安一条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
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
两天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听取了
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王明来信内容之后。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
在报告中说:我们3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南京方面5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
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又提出新的四条:(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
探;(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从蒋介石的态
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
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
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
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
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作结论时说:“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
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
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
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
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这时,红军二、四方面军尚未与中央会合。为了全党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
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粥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战略
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
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
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中请议和……在抗日进军
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
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
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8月27日。一直为国共谈判奔走的张子华再次来到保安,他带来了曾养甫给周恩
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
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弟等外出不易”,故邀请陈立夫、
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次日,周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说:“黄君(即
张子华)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亚为贤者(指陈氏兄弟)所主持。呼高应远,
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介石又亲切无间,尚望
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共“早巳准
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
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速负
责之商谈。”
与此同时,毛泽东分别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
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又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
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设法与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
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
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他派自己的秘书
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
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
路军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随后,毛泽东又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
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但是,长期以来的国共对立要得到和平解决谈何容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
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
他们改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
策”,还要再试一试。
在“两广事变”前,蒋介石对国共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当他以政治收买和
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觉得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
产党了。他一面继续摆出要谈判的架势,一面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胡宗南
就是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向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这时也准备了两手,与蒋针锋
相对。在政治上,多方努力,积极促成谈判;在军事上,毛泽东致电驻在张学良处
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
击,促其觉悟。”
9月22日,周恩来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
变之后,犹抽调国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
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希望
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
幸,亦国家之幸也”。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实力作了错误估计,认为目前红军武装最多不过3万人,根本
不堪一击,“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己不足为中国之患,且也闺变数乎,两广就范,
中国统一之局达于垂成之域矣。”他以为共产党已处于极困难的地位,急于同他们
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
一面仍由曾养甫、湛小岑出面,再次速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