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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八路军办事处，跑到太平洋饭店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并留信给王明、
周恩来、博古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长江局立即将张国焘公开投靠国民党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4月18日，中央决
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
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
张国焘的叛逃，对延安影响甚微，因为他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被国民党任命为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但对国民党没有也不
可能起多大作用，当然也不会受到特别的重用。他后来颇为落魄。长期流落海外，
晚景凄凉，终至病死异国他乡。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就在徐州失陷的这一天，蒋介石心有不甘，下令做了一件报复日本的事。
5月19日下午，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率领两架轰炸机载着20万张传单飞
往日本。传单上面印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
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
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传单是由郭沫若和日本进步人士鹿地豆撰写并田译助，内容人情人理，文字朴
实无华。“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它比重磅炸弹威力大得多。
这两架飞机从汉口起飞，途经宁波加油，于20日上午10时许到达九州上空。在
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重要城市和四国某些地区散发了传单。
徐焕升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的防空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进人日本上空
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
制。及至天色通明飞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
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两架飞机在汉口一降落，孔样熙、何应钦、董必武等即迎上前去，表示祝贺。
当晚，蒋介石夫妇亲自接见、设宴慰劳。
22日，王明、周思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航委政治部，热情慰问散发传单的飞
行勇士，并向他们献了旗。
蒋介石的目的是打破“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的迷
梦。此举虽属冒险，但却是成功了。
然而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却在继续大踏步撤退。6月上旬，“北支那方面军”
主力从徐州西进，攻陷开封，威逼郑州，希图沿乎汉线南下夺取武汉。为阻止日军
实现这一意图，蒋介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建议，炸毁了黄河铁桥和在花园口黄
河南岸的堤防。滔滔黄河，一泻千里，中牟、尉氏、扶沟各县及皖北、苏北部分地
区，顿成泽国，因而使得日军许多车辆、战车和重武器陷入了泥淖，进退两难。
此举虽然为防卫武汉换得了一段可贵的时间，豫西南一带，日军也未染指，但
事先不做任何居民疏散的布置，三省人民死于洪水的达数十万，流商失所、无家可
归的逾千万，“黄泛区”成为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蒋介石不敢承坦这一责任，指
花园口决堤乃是日军所为，但这是推不掉的。
日军攻占武汉的目标不变。保卫太武汉不再是喊喊口号的问题了。
正是：
自古民贱如草芥，
兴也苦来亡也苦。
未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二十一回
毛泽东欣逢双喜 蒋介石悉对危局
却说蒋介石这时在忙于军事问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考虑两党关系。
5月31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一个《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
决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
体和其分子，应严予取缔。根据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
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新华日报》随即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
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
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过了几天，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
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路作让步，以
阻止妥协局面出现。毛泽东答复说：”这些反动行径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
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
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显然，毛泽东对国民党采取了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策
略。比如，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
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但
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
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6人国民党党籍。
当天，毛泽东等了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
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过与征求
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中监委此举，也许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然而不管是否报告过
蒋介石，都显得太草率了。事前既与延安无电报往来，又未找就住在武汉的中共代
表团协商，只顾单方面匆匆宣布，岂不是自讨没趣、陷于被动吗？客观上，毛泽东
等人的声明无疑使国民党蒙受了不小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监委被迫发表
声明撤销此案。
此后不久，中共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泽东遇到了一个转为顾境
的历史性机会。
王稼样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正在苏联治伤的王稼祥和邓发一起，
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促成毛泽东
走上决策岗位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什原昧地端过去。
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
中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使共产国际对中
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五一”节之后，王稼样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中共中央，他准备夏季动
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季米特洛夫
的主持下，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并决定将文件交王稼祥亲自带回国
内，面呈中共中央。
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共目前仍然
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锡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郑
重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
书籍，动身回国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稼祥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对一向言必称国际
的王明来说，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就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
作了其他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泽东。
在武汉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
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中共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
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样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
想，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提出要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自居，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该由他主持党中央全
会。
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
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议事。
王稼祥立即把王明的信交给了毛泽东，并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
法叫他立即回延安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
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门立即
给武汉发去。
王明无可奈何，不得不收拾行装。8月28日，他和周思来、博古等同返延安，准
备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先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便为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会
议第一天，即由王稼样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
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
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
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
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的传达，表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从根本上
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资本。王明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脸色极
为难看。
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
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
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这次会议上，主报告还是王明作的，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27日，政治局会
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作了重大变动，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
告，王明只作关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