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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门相请。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
院长张群出面相邀。
对这两次邀请，周恩来本人和中共代表团都婉言推辞了。
1月中旬，蒋介石发话了：政治部副部长非周恩来不可。
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做？是出于对周恩来十分赏识呢，还是使的离间之计，抑或
仅仅为了装璜门面？外人无法窥得蒋的心迹，单知道他的态度够坚决的。
周恩来仍然再三推辞，理由是：我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磨擦，恐不要。
蒋介石还是不依不允，对周说：“你不要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政治工作方
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以明确规定，按职负责，不致引起磨擦。
编制人事还没定，都可以商量嘛。你和陈诚原来就熟，康泽也是可以共事的，不致
捣乱。”
1月21日，中共代表团依照组织程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未见中央答复。
2月1日，是新政治部开始工作的日子，中共代表团再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孔
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
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
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
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惟一要职。
蒋介石对改善国共关系作出的另一表示，是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1月
上旬，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的具体建议。他说：“为了
动员和组织全民参加抗战，采纳各种抗日的好建议，要有一个民意机关，既要有国
共两党、救国会、国社党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也要吸收其他坚决抗日和真正代
表民意的分子参加。各集团军亦可派代表参加，以增多坚持抗战分子在政府和军队
中的力量。”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半年后宣布国民参政会成立。中共方面的参
政员共有7人：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
请假外，其他6人都出席了国民参政会的第一次会议。
这一些，不能不说是国共合作的某种成果：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阵营中
冒出了一种不和谐音。这种不和谐音是CC系、复兴社首先鼓噪起来的，领头的便是
与中共代表团谈判的康泽、刘健群等人。他们在1938年初突然发起了一场鼓吹“一
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宣传活动，宣称“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
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他们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血路》、《抗战
与文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它的政权、军队。2月
10日的《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
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
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一个领
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三镇弄得满城风雨，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
热门话题。
中共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正是：
你敲鼓来我吹号，
鼓号不是一个调。
要知中共如何反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十九回
一党宣传暂息旗鼓 双方合作别开生面
却说国民党的这种“一个党”的宣传，显然违背了国共合作的宗旨，从利益上
看，它明显带有全面吞并对方的意味。
2月6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扫荡报》等掀起的这场风
波，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
民族革命联盟，以更加巩固统一战线，并先电中央及国际请示。”
2月10日，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一党运动”，明确宣布：“中共决不放弃政治
信仰，决不放弃共产党组织。”这种批评无疑是有力的、适时的，但王明未经毛泽
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出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
上的心理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同一天，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他直来直去地说：“《扫荡摄）等报刊这种宣传，
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矗动。限制信仰是十分错误的。”
蒋介石回答：“我在主义与信仰问题上并不准备对各方加以限制，先总理说共
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进行修改或反对。至于你说的报刊
上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我个人。我对各党派都无意取消，或不容许
它们的存在，我希望的是各党派溶为一体。”
周恩来机警地问道：“是不是组织你提出的同盟会？”
蒋介石说：“我是说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两党存在，总不
免冲突和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隐蔽在国民党内来求自己的发展，不是一种很
好的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基础。当然，
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加入可以各为一派，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嘛。”
周恩来说：“党是不能取消的，国共两党都不可能，我看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
蒋介石说：“好吧，这个问题可以研究。”
周恩来心里有了底，重提现实问题：“我们党内对《扫荡报》这种做法很反感。”
陈立夫在一旁打圆场道：“总裁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以后各报不准再
登这类文章了。还可以考虑这种办法，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党
都可加入。”
由于对国民党的实际意图还不了解，周恩来这样回答：“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后来，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中共中央后，中央指示：“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
周恩来再去见蒋，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
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坚持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
内活动。根据这个情况，中共代表团认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暂时采取静观的态
度。
再说蒋介石这时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抗战。为了表明抗战决心，他严肃处理了
一批畏敌如虎的败将。
1938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第一、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
除研究战略问题外。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作战奖励办法》和《作战惩罚办法》各10
条：他神色肃然地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
责任。但在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鄙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
不顾民族的生死，就是望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敌人由济南攻下泰安的部队，
不足一师人。而且不是主力。他们如此脆弱的部队，居然向南深犯，完全是我们图
保实力，敌人一到就退，既不攻击，也不死守的缘故。”
说着说着，愈加声色俱厉：“我们竟有那么一个高级将领，放弃黄河天险的阵
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人山东，影响整个战局。我问韩
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泰安、济南，使后方动
摇，这个责任，必须由你负担！”
韩主席即韩复榘，陆军上将，时征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
山东省政府主席。南京失陷后，蒋介石退到武汉，准备人川。韩复榘与四川军阀刘
湘勾结，密谋由刘湘封锁人川之路，韩则从南阳、襄樊、汉中撤退，与宋哲元部联
合倒蒋。蒋介石觉察这一阴谋后，正想找韩的茬儿，正巧韩不战而逃，把柄落在了
蒋助手里。
然而韩复榘一向以资格老而做上。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撞：“山
东的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的丢失是谁的责任呢？”
话音未落，蒋介石一拍桌子：“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
有人负责！”
韩还想反驳，身旁的刘随即劝他走出会议厅。蒋介石早在外面布置了军统特务，
韩一出门，即被逮捕，押解武汉。
蒋介石在会场继续讲话。大声疾呼：“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果
再不铲除这种保存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这种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卫，
就一定要踏着东四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人压迫来毁灭我们祖宗的墓庐，残杀我们
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子孙的生命。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
马还不如！”
全场肃然。无人敢大声出气。
当日下午，蒋介石在行辕召集程潜、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谈话，主张要严办韩
复榘。
1月19日，武汉行营宣布韩复榘的罪状为不遵长官命令。擅自撤退，强迫鲁西人
民购买鸦片，强索民捐，侵吞公款，嫂缴民枪。24日，判处死刑，将韩复榘枪毙在
软禁他的一座楼房内。
差不多同时，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公布了对43个抗战不力将领判决名
单，其中判死刑8人，其他处分35人。地位显赫的如：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因
指择失当，记大过一次；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作战不力，解职留任；第六十一军
军长李服膺，购误战机，放弃守土，处死刑。
这些严厉措施，固然暴露了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主要还是体现了国民党
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积极姿态，“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李宗仁语）。
2月中旬，侵犯京沪方面的“中支那派遣军”越过蚌埠，推进到淮河一线；同时，
在济南方面的“北支那方面军”，也被中国军队引诱沿律浦线南下，其中矶谷第十
师团中的一部向鲁南台儿庄突进，钻人了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包围圈，板垣第五师
团为支援矾谷师团也迅速赶来，企图会师台儿庄，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
这时，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前往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
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白乃桂系的领袖之一，足智多谋，素有“小诸葛”之称。他
力主抗战，在武汉与周恩来时常见面。去徐州前，他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寓所，
请教对敌作战方针。
周恩来建议：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
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
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
以主力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对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极为赞赏，连称：“好计，好计！”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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