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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光明。以尔等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
尚不愧为我之部下。”30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悍然对张学良开庭审
理。第二天，以“监禁国家元首罪”判处他徒刑10年。几天之后，又由国民政府宣
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柬”。从此，张学良便失去自由，开始了
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
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推
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12个师。
西安方面不见蒋介石实行诺言，也不见张学良归陕，见到的却是中央军对陕西
的威逼和南京政府对西安的压迫，自然无比愤怒。那些天，周恩来和后期到达西安
的博古、叶剑英等经常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
题，与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作了应付时局的安排：一
是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
军事压迫，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二是组成三方面联军，拟定了联合作
战纲领，进行备战。元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的西郊机场举行大阅兵，对南
京方面进行示威，反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纵兵西进。
也在1937年元且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
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进攻西安的危险；决定红军
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东北军、西北军，并加紧晋、绥、川，、挂、直、鲁的活
动，反对内战。
同一天，毛泽东与周思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
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等各方面“
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5日，杨虎城领衔发出措词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扣张进兵，并坚决表示：
围危至此，绝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促成举园一致，枪口对外
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
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
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西安事变后几天，根据周恩来和张学良
达成的协议，红军接管了延安。后来。这座城市被尊为革命圣地。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威阳，红二十七军到达
洛川。红军主力开进关中，在各方面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人们说，西安事变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共产党，而最大
的受损者是蒋介石，因为10年的“剿共”到此骤告结束。
毛泽东在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兴奋地说：“就内战来说，10年的内战，以
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
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沉痛地写道：“此次事变，为我国革命过程中
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
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
此变乱，损失难计……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再说共产党当时虽在调兵遣将，但基本方针仍是逼迫蒋介石实现他抗日救国的
诺言，赞成和支持一切将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
1月5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让潘去找宋子文，要求宋实践诺言。
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很策略地写道：“本党中政
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
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
的，因为蒋先生曾担保中国之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
‘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由于西安方面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又以军事准备为后盾，加上国内外反对
内战的舆论压力，使蒋介石不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双方虽然拉开战线，摆
开阵势，但内战的枪炮声并未打响。
1月9日，蒋介石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
西安进行和谈试探，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并传达了张学良
的嘱咐。杨虎城表示：“遵照张副司令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
后问题须双方协商再作决定。”
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
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
次日，周恩来写了亲笔信托王化一、吴瀚涛带给蒋介石，请他撤兵释张，实践
诺言。信的全文如下：
蒋先生：
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
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
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
懑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
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
之一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
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座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部长意
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追，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
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
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
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非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
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
及少数亲口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候大局定，当即入都
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
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
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
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均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
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仕候回教，并颁起
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
蒋介石向来惯予以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并用，曾取得过许多成功。他这时又用
起了这两手，在军事方面作了部署以后，又接连发动政治攻势，分化西安内部。而
这时在西安内部，情况确实相当复杂。
西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惟一领袖的军事集团，
多年以来一直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虽有不同派别，但都服从张学良。
除了少帅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挥并控制全军。张学良离开西安时，虽然指
定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但于学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无法起到这种作
用，实际上由王以哲和何柱国在西安主持，他们被称为元老派。东北军内还有一个
以卫队团团长孙铭九、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
他们都是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地位较低，抗日要求强烈。张学良在时，他
们受到张的信任，能够通过向张提出建议来影响东北军。张学良不在，元老派就不
大把他们放在眼里。新老两派之间，对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这种思想混乱和内部
不和，严重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
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远较东北
军为小，而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无人能帮他共同控制局势，这就使他感到十分为难。
这样，张学良被扣后，西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这种局面，正为
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收买政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正在奉化老家休假。他和幕僚们精心研究从西安传来的信息后，于1月13
日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案：中央军进
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
主席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
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
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还携带了张学良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的信函。信中说：“商定办法二
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柬陕甘之局。关于改编政府及对图问题，
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
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案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
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
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并说杨和十七路军有革命
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甲案对杨有利。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校国写
信，劝他们接受乙案，说乙案有利于东北军。于是，西安内部的矛盾更加明显：十
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
案；东北军少壮派则认为不管他甲案乙案，先把少帅救回来再说。
共产党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于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
令，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
他对作战胜利没有把握。周恩来根据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体方针，分析
当前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虎城、于
学忠通电就职。第二，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