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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说：“过分吗？目前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
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边站起身边说！”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
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
潘、陈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陈
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谈判不能中止。
12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
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
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田，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
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
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于此同时，中共中央两次致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
完全是也只能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
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
不能外此。然如陪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
止以待他日。”
12月上旬，陈立夫又约潘汉年晤谈了两次。在蒋介石同意下，国民党方面略有
松动。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可将保留红军数目由3000改为3万，其他条件不变。潘汉
年一听。感到这种让步并没有改变根本文场，当即表示拒绝。
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在给潘汉年的指令中说：“至今蒋介石似
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
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围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虽然国民党方面另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
潘汉年，希望国共谈判不要结束，潘汉年也向张冲表示，如果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
党的企图，则谈判还可重新开始。但秘密谈判事实上中断了。双方礼节性的希望只
是给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余音。
正当国共两党秘密谈判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爆发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转饥。也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进
程。
自从“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就打好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腹稿。在他看
来，自己雄兵百万，对付缩到陕甘贫痔之她的区区几万红军，把他仍彻底消灭，不
过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红军再要逃跑，可决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他的“两广
事变”时南调的部队已纷纷北上，平汉、陇海路一带集结了30个师数十万人，西安、
兰州机场已下令扩大，100多架飞机也已筹调听用。这是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也是中
国内战助最后一战，眼见得“安内大业”将要大功告成，他喜不自禁。精神倍增。
为了万无一失，他决定飞赴西安，亲临“剿共”前线视察。
闻讯的张学良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心孤独，这孤独又与迷惘搅在一起。自1928年
易帜以来，已近8年；自“九一八”日本进占东北以来，已经6年；自奉命撤出山海
关，代蒋受过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以来，也已3年有半。自己顾全大局，惟命
是从，忍辱含垢，为什么？不就是为国家统一、和平、强盛吗？可这么多年来，自
己都干了些什么？内战，“剿共”！父仇国恨，自己有一丝一毫报了吗？东北几千
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呻吟，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却退到了西北，自己的军人人格何
在？
他长时间地思考着，寻找着答案。
蒋介石在西安建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学良是副总司令。他委婉地呈报
蒋介石：“为洗不抵抗之名，请领袖让我去抗日，剿共的事换别人来。”蒋不理，
还把他训了一通。日本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一再妥协，张学良愤慨地说：“东北
的罪过就算我个人承担了吧，可现在是怎么说？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
永久再误？现在就该全国奋起了！”乃亲书东北军的共同语言“披甲还乡，复土雪
耻”悬于卧室，又呈报蒋介石，要求率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不允，令其向红军进攻。
杨虎城告诉他：“红军不好打。”他为对蒋负责，还是进军，结果损失惨重，近3个
师的兵力被歼灭，两个师长阵亡，7名团长死伤或被俘，这在东北军的军史上还没有
过，张学良受到极大震动。他向蒋介石要求补充，因蒋说过，“剿共“部队的损失
优先补充。可蒋不但不补充。还把两个师的番号取消了。张学良要求给阵亡的两位
师长的家属各发10万元抚恤金，蒋也不允。他忿然称：“我张学良混得不值10万块
钱了！”
爱国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情绪达到沸点，张学良心潮起伏，寝
食不安。他对部下说：“我若是一个学生，也会上大街去游行，也会告诉政府，国
土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政府必然要与国家同归于尽。
”转而问部下：“那些学生如果每人手里有一支枪，谁能挡住不让他们去打日本？”
他还把“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请了几个来座谈。
共产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引起张学良极大共鸣。他对军长王以
哲说：“共产党认为日本正在灭亡中国，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了，讲的极有道理。
我非常同意。”
王以哲说：“西北苦寒，我们现在打红军，是用拼命换饭吃。全体官兵都不愿
“剿共”了，希望副总司令带领我们去打日本。。
后来，便有了红军放回高福源联络张学良谋求停战抗日，有了李克农与张学良
的晤谈，有了刘鼎常住张府，更有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天主教堂的彻夜长谈……
“九一八”五周年，金国沸腾，西安也爆发大游行，游行队伍高托“向国民党
情愿书”、“上副司令请愿书”，口号声响砌云霄。许多人劝张学良不要出面，张
说：“政府不敢与民众对话；还算什么政府？”坚持戎装出见。面对鼎沸的人群，
他悲怆地宣布：“请大家相信我张学良，我身为副司令，一定要率军为国效死，为
民报仇。‘九一八’以来，有人送了我一个不抵抗将军的名称。我张学良一腔热血，
有人的人格，有军人的人格，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向国人证实这一点！”
再说这时的杨虎城，也是思绪如潮，心神不宁。他原是冯玉祥的部将，多年在
西北军干事。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蒋介石。
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耀升至十七路军总指
挥。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
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省主席马鸿逵。东西均无法发展，
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不久，那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不
是嫡系，纵有多大功劳，也是一员降将，鸟尽弓藏，降将能有什么好运？这且不说，
“那张学良率东北军颠沛流离，被蒋介石驱之人陕，既为“剿共”，暗地里也含有
与十七路军争夺三秦地盘的用意。这里的形势也使然，不能不争，那么多无家可归
的军队拥到这并不富足的地方，而张、杨在诸多将领中又决非甘居人下的等闲之辈。
这一着棋正是蒋介石权术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张、杨依蒋之言戮力“剿共”，对红
军是致命的打击；二人若为争食争地而结怨，“内讧”、“火并”，谁也免不了损
伤元气，最后只好由南京政府来收拾残局——是谓“一石三鸟”。杨虎城相当冷静
地看出了这一招，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张学良兵重位高，杨虎城为其下级，然而东
北军有失土之恨，患难的朋友好交。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友好相待，十分尊重。
几番交往，两位过去从未打过交道的将军便携起手来，并设计了一套“暗通明不通，
上合下不合”的策略，以对付南京。杨虎诚过去就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时同张学良一样，与共产党建立了秘密同盟。于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扭
成一股劲对付蒋介石，形成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一石三
鸟”计划。
西安城里有国民党省党部，有宪兵团，有军警联合稽查处，明里暗里特务多如
中毛，对张、杨的举动就没有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吗？不。其实早在9月，蒋介石就得
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张学良的苦闷心情。
张学良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
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
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
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
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田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感事
关重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
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
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蒋介石狠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
之隐恩，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
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
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国内，
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
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
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头脑非常清醒，他对于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然而，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导致清醒的行动。相反，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误区。
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来到西安，下榻于东郊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
是个风光绮丽之所在，它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而温馨于世。
蒋介石初到西安，装出一副颇为悠闲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陪着，游览了
秦陵、黄陵、华山、终南山。在游山逛景的消闲气氛中，蒋介石询问张学良：“汉
卿，你近来看些什么书？”
“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叫《辩证唯物论》，一本叫《政治经济学》。”张学
良坦率地回答。
蒋介石心想，这还得了，怪不得他们在西北搞什么联合抗日，不愿跟我去“剿
共”，原来正在接受赤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