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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现代以来大家对身体的看法一般地来说都是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比如说对身体的、对疾病的考虑，在现代文学里面，我们看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有很多小说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可以发现有一个点，这个对身体的这种关注就突然消失了，这就是1947年巴金有一个小说，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巴金的《寒夜》，《寒夜》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生肺结核的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喜大狼：你应该很熟悉了。
张颐武：还有一个电影，潘虹演的这个电影，《寒夜》这个小说1947年巴金写的，他写的是抗日战争到抗战胜利的这段过程中间的事情。《寒夜》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叫汪文宣，他是得了肺结核，这个小说对身体的关注是非常详细的，非常精细地描写了一个人得病以后的那种心理的生理的感受和变化，他把身体的社会性高度地凸现出来。但是你可以发现《寒夜》以后呀，我们的社会里面大家对身体就不关注了，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自己都是把身体作为工具来看待的，就是你可以发现身体是革命的工具，革命的本钱，身体是社会的工具，你可以发现很多人他对身体不关注，而且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电影什么，对于身体疾病，不太关注了。
喜大狼：登峰造极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有一个英雄人物，当时的英雄人物，我还记得小车不倒只管推。
张颐武：大白楼王国福，很多人都是这样，他怕那个病假条。我们那时候渲染的先进事迹都是说，开了病假，医生看他已经不能够维持生活了，看他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给他开了病假条，但是他把病假条一纠就扔掉了，或者是把病假条藏起来，他还要去继续工作，然后直到倒下，然后或者到肝部很疼了以后，已经没法维持工作的时候他还拒绝治疗，比如说拿桌子的角顶住肝部，你看到这些故事确实很感人，但是感人之外你就可以发现，对于身体的看法它是非常简单，身体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这个看法呢，你可以发现他其实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那个时候呢，计划经济时代呢，社会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当时比如说农村有医疗队什么的，对身体也还是很关注的。但是它总的一个社会的氛围或者社会的哲学，是一个把身体贬低得很低的。
喜大狼：有一句话叫先生产后生活。
张颐武：对，它每一个都是，你比如说大庆，我们干革命什么总是这样，总是先要奋斗，然后我们把生活搞得很低，然而这是为什么？当然也有它的理由，就是说一个革命时代，它的对社会的奉献，每个人应该是给社会做更多的贡献，而且通过这样的奉献给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中国得到了工业化。但是另一方面呢，这样对身体的忽视呀，确实是把身体工具主义的看待，也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就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开始不敏感了，所以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故事小说什么都是讲的怎么样带病坚持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身体本身是具有高度的价值的，一个人的身体是他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是他获得社会性的基础，不呵护好身体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社会性是没办法体现的，给社会的贡献也只能是非常短暂的。而且SARS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个，就是你要是这么带病工作的话，甚至会给别人造成巨大的危险，对吧。所以这个工具主义地看待身体，在那的计划经济时代里边是这样的。同时我们经过了计划经济以后，到了今天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也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大家也是工具主义地去看待身体，为什么呢？就是把身体作为追求个人目标的工具了。
张颐武：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也想注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文革中间，或者文革前的小说里面，不注意身体，但是到了我们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小说里面，你可以对身体的敏感性也是很弱的。你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作家，他写的那个小说，比如说人，他身体变成了一个欲望的容器，可以说。就是把欲望装在里面，他有什么欲望都可以通过身体来满足，就是这个身体是不会得病的，不会损失的，不是脆弱的，就是这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坚强的，过去我们讲革命者是钢铁造成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小说里面，他那些身体也像是钢铁造成的，你比如说彻夜地去泡吧，比如说在两性关系上面，他是非常开放的，或者说非常自由的这种态度，比如说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地狂热，狂热工作，玩命地玩。就是这样的一些价值观，你可以发现，他的身体也觉得是无足轻重的。
主持人：还有很多影视作品也是这样。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这个身体，特别是现在这个身体，他能够穿越各种界限，无限制地去膨胀自己。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经过了SARS以后，就可以发现，这个身体是有高度的公众性的，你的身体，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而且你涉及到你的家庭、社区、国家。你一个人感染了SARS，就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的链条就要断裂，你整个的你的家庭、你接触的人都被隔离，一下子就可以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还是几千年前的那个身体，还是那么脆弱，我们人其实并不是像一个变形金刚那样，打不倒，也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我们还是一个普通材料，就仅仅靠我们的意志是不够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启悟。就是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让身体凸显它自己的价值，超越这种工具主义的使用，我想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如果不把这个身体的意义重新去观察的话，那么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很多看待事物的方式，就会变得很简单。
主持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过去老说什么异化异化，如果说人的异化应该是从身体的异化开始的。
张颐武：对，身体的异化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没有把身心和谐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当然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洪昭光教授的演讲，那么已经广泛流传。说明这个对身体的呵护，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重要的主题，但是这个主要是存在于比较年老的人中间，或者年纪偏大的人。年轻人一般来说不在乎，因为他，一个是他年纪轻，他觉得无所谓，可以挥霍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种挥霍本身，可以发现他的身体其实具有高度的危险性。
主持人：我拿青春赌明天。
张颐武：对，我拿青春赌明天，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对身体的这种重新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大家的价值观，一般来说都是个人主义的，或者个人力争上游的，就是说通过这个身体，我们可以个人去力争上游，自己就行了，有我自己就行了。
张颐武：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其实是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的，这个就说明了，就是说个人原来我们想的是，个人只需要力争上游，你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只需要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成功，追求自己的奋斗，就是这个价值观在二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被我们所接受了。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你努力奋斗，你不努力奋斗，只要受穷，或者你就困难了。这个价值观变成了我们最主流的价值观。
主持人：深入人心。
张颐武：深入人心。就是你个人对自己负责，但是现在突然发现，个人没法为自己负责。你要依靠社会，要依靠国家，这些力量，你比如说你现在有钱，你可以坐头等仓。但是你不能阻止飞机旁边那个人呼吸。这个人的呼吸可能给你带来危险，就是说这个过程就会很严重，就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样一下子怎么得了，他呼吸了，就会造成你的危险，同时你个人解决不了这种危机，当然你说大公司也没有用了，你是一个很大的私人的公司，民营的公司，但是你突然发现你的公司没有任何能力，去控制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的结构，一方面我们个人努力地跨越每一个边界，你比如说国家的边界，我们要跨出去。家庭的边界我们跨出去，社会的边界我们要跨出去，越跨出边界的人，我们觉得他是越有本事的，一个人怎么是有本事？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越有能力去接触整个社会，你越是有本事的人，但是现在发现，哦，原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是一个随便说的话，是真正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你跟陌生人说话，就在SARS中间。SARS时代就可以造成危险，这一下子给我们的反思是很深远的，就是说你一下发现，你个人是和社会、国家和社区都紧密在一起的，最后发现，国家是保护你的一个重大的防线，虽然你个人可以和全球化紧密地相连，特别是现在人口的流动，特别是白领阶层，你想像自己是一个全球的人，你是一个环球居民，就是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存，但突然你发现，你原来有个国家在这儿，有个社区在这儿，有个城市在这儿，这些东西你都抛不了，你要是到别的地方去，人家要把你隔离的，这个时候你一下子发现，这些概念，原来有的概念，对你来说，是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的，就一下子就会，使得个人，我觉得会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回事，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思考。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就是说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会有一个调整，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的看法会有一个调整，我觉得SARS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在SARS在非典爆发的这个过程中间，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所谓信息不透明，是来源于我觉得非常深的一些概念，就是从现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屈辱的国家，我们有一个名字东亚病夫，这个是我们一百年来，中国人内心的一种，非常深沉的悲情，就觉得我们老是东亚病夫，所以我们特别地对这个疾病特别敏感，就是疾病好像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这跟刚才说的那个身体的问题也有关系，特别容易把这个上升到一个民族感情的高度上，就是说一旦你要是得了病，就是说意味着你是一个东亚病夫，意味着一百年来中国民族的屈辱，好像都加在你身上了。好像西方人，或者外国人会怎么看你，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中国电影，或者我们传统上你比如看到李小龙，电影里面他和外国人对打，或者非常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就觉得我们的认同感，我们的精神上的寄托，都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