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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换骨，象海市蜃楼一样，你只看到远方的一片仙境，但你永远也走不到地方，它是一个永远的诱惑，一种永远鞭策你在劳动中安于改造的动力。
最高境界的脱胎换骨虽然是抽象的，但每一天的脱胎换骨却是具体的，经过一段时间劳动，我对体力劳动已经适应了，我不再把劳动看做是一种惩处，而看做是一种有希望的脱胎换骨，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在农场几年，我是最安心于脱胎换骨典型人物中的一个。无论分配我做什么活，从来不讨价还价，劳动中不偷懒，不和任何人交头接耳，不听到哨声不休息，也不象吸烟的人那样，动不动地就站在地头吸一支烟。就是为了偷这一点点懒，许多本来不会吸烟的人也学会吸烟了。因为劳动中你不能把农活停下来，但是你可以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吸烟是允许的，不会吸烟的人则还要干活。我不吸烟，就是低头干活。
农场劳动绝对超过8小时，早晨6点起床，草草吃过早饭，人们就争先恐后地下地了，也不是农场有什么要求，就是一个“表现”，劳动态度好，是脱胎换骨重要标志，我自然不能落后，也就跟着积极改造的人下地了。
初来农场时，队长说先要过劳动关，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劳动关是用不着过的，每天劳动有定额，干不完定额，回到班里要受“帮助”，大家一起干活，任何人也不得偷懒，谁不出力气，大家都看得出来，不等回到班里，就在地头上骂你了。我有自觉，在劳动上总是最卖力气的一个。
其实在农场里，最难过的既不是劳动关，也不是生活关，农场里最难过的大关，是争取摘帽关。为了争取摘帽，每一个右派都使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更有许多人还要有特殊的“表现”，这样，没有希望摘帽的人，譬如我，就只能看着别人表现了。
第一年国庆节，突然宣布给两、三个右派摘帽子，右派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摘帽之后，右派们看到了希望，立即农场里的气氛就变样了，每一个人都在暗中努力，要使自己成为明年国庆节摘帽的右派。其实我对这几个摘帽的人做过分析，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他们的摘帽，可能是把他们整错了，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背景，赶个机会，就说是摘帽了。这种机会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别人只是右派，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就是全农场的人都摘了帽子，也还是要把我留下，我是永远休想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
右派们的种种表现是很精彩的，有人劳动时拚命地干，烈日下光着大半个身子，突然一声喊叫，晕倒了，大家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什么话也不说，拾起锄头又接着耪地，情况汇报上去，立即就得到表扬，做为表现，就记在队长的印象中了，来年摘帽子，就是一个条件。更有的人狠狠批判自己，批判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动不动地就往队部交思想材料。还有人检举他人反动言行，于是农场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一些反映劳改农场生活的小说，把右派们一个一个写得那样美好，以我几年农场生活感受，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们是被美化了，一个人在失去了自尊的时候，那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社会上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农场里只能比社会更露骨，也更残酷。
就是在右派们争先改造立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农场已经任命右派做班长了。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本来只有属于内部矛盾的人才能做班长，譬如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就是京剧团的小武把子。这类人坏得很，许多班长在地里总是向学员们要这要那，他们出工时自己不带烟，想吸烟的时候，就向右派学员要，有的右派学员投其所好，就“喂”他们烟吸，他们得了这些人的好处，就对这些人格外关照，而不肯给他们烟吸的人，就总被他们汇报。更有的班长向学员们借饭票，借钱，反正就是占右派学员的便宜。这种事，农场渐渐知道了，于是农场开始挑选可靠的右派做班长。这些右派班长，把当班长看得非常神圣，不像那些小坏蛋，把班里搞得一塌胡涂，右派班长对于各项要求都非常认真，学习，劳动，头头是道，把班里的生活搞得非常正规，队部也很满意。
右派班长比那些小坏蛋班长厉害多了，他们有文化，他们能够看得出你是真心接受改造，还是表面上接受改造，更能看出你是不是对抗改造，随便一点小事，他们都能分析出立场观点来，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有一天，农场改善生活，早晨炸油条，每人发一个小纸，拿小纸去买一两粮票的油条。油条买回之后，我们新上任的班长给大家做工作，班长对大家说，今天早晨农场为了改善生活，浪费了几百斤油。我这个人就是爱多嘴，这时我就在一旁说：“吃到人肚里的东西，怎么能说是浪费呢？”如果这句话被小武把子班长听见，他可能哈哈一笑就过去了，但右派班长的嗅觉灵敏，他一下就听出立场来了，晚上开会他就点了我的名，说我对抗改造。幸亏队部不想找典型，我才免了一场大祸。
小武把子当班长，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此外谁爱做什么，他一概不管；右派班长却什么都管。我从外面带进来了几本书，全都是我最离不开的那些书。小武把子班长看见我看书，还颇有点敬重，右派班长上任之后，他不允许我看书了。他说读那些书对我的改造不利，他规定学员们只能读马列的书。这一下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选拔右派当班长的做法是成功的，很快所有的班长全换成了右派，这一来连那些小坏蛋们也老实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是内部矛盾，常常不服管教，把他们交给右派班长管理，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老实了。右派班长也不和他们发威，右派班长会找他们谈话，会对他们做工作，会对他们的一行一动做阶级分析，这一下，他们再不敢捣乱了。他们知道只要右派班长到队部一汇报，他们就休想出去了，因为他们和右派不一样，右派送进农场，没有出去的希望，他们表现好，可以出去，有右派班长时时盯着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听话了。
过了些日子又开了一个大会，几个摘掉帽子的右派，被召回市区重新安置工作，在大会上摘掉帽子的右派，扬眉吐气，似是就要回家做大官去了，农场更要以这件事教育全体学员，让大家看到只有老老实实改造才有前途。大会开过之后，一辆汽车拉着几个摘掉帽子的右派回市里去了，许多右派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心里也热热乎乎地颇为激动，但我知道，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市里去了，我也还是要留在这里的。
几年农场生活，使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我变得无忧无虑，农场里许多右派都愁眉苦脸地生活着，只有少数几个人，活得极是轻松。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之后，完全丧失自尊，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感觉不到失望了。他不再尊重自己，他也不再尊重他人，他对一切都失掉了责任感，他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生死由之的动物。
我从小受的教育，极有礼貌，苟于小节，但到农场之后，我光着膀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一点也不觉害羞，我的衣服破得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但我还是穿着它上工下工，城里的乞丐都比我穿得体面。我的一顶草帽，连帽顶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每天顶在头上，好歹也能遮些阳光。
我喝生水，吃才从地里拔下来的青菜，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漱口，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而且我还学会了骂街，骂最难听的粗话。
第四部分 脱胎换骨十三、脱胎换骨（2）
还是那些小坏蛋，他们看我好欺侮，就总是和我过不去，动不动地就向我耍威风。最先我总是躲着他们，由他们骂我。有时候他们故意拿我寻开心，无意中打一下、踢一脚，大家哈哈大笑，算是在我身上“找乐儿”。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在他们和我无理取闹的时候，站在农田地里，放下工具，我向他们骂了起来。骂人的话，不外就是那几句罢了，他能骂出口，为什么我就骂不出口？妈妈姐姐地，我就骂起来了，这一骂，真把他们骂傻了，他们没想到我也会开口骂人，今天我真地骂起来了，他们反而不敢欺侮我了。
就这样，我整整骂了一个下午，就是后来干起活来的时候，我也是一面干活一面骂街，骂得那些小坏蛋们没有一个敢出来答言。
这一骂，骂出了一个朋友，大家叫他大刘。这位朋友40多岁，自幼参加革命，抗日时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建国后没有来得及休整，一个命令下来，又渡江抗美援朝。按道理说，他是一个革命功臣，但不幸却被打成右派，和我一样，被送到农场来了。
大刘是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呢？他自己对我说过。反右斗争开始，他是积极分子，在单位里领导运动，让他主持斗争会，批斗他们单位里的右派。一天，又是开批斗会，大会休息的时候，他去厕所，在厕所里他看没有外人，就对一个人说：“鸣放时不是让人家说话吗？怎么又说人家是右派呢？就是右派，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呀……”说着，他就从厕所出来了。回到会场一看，会场里的标语改成“右派分子刘××必须低头认罪”了，原来他在厕所说话的时候，被人偷听去了，立即汇报到最高领导，他因为同情右派，立即就被打成右派了。
大刘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降级降职降薪，送到农场改造。但他对于自己的当右派满不在乎，到了农场也是胡不讲理，稍一不高兴，破口就骂，连土皇帝马场长都不敢惹他，更没有人敢问他是什么东西。就是平时走在农场大院里，他也是骂不绝口，他没有文化，也没有多少词汇，他骂街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了，枪毙不了我，我就操你妈妈！”农场对他很感头疼，就分配他赶大车，尽量少让他在农场里呆。赶大车可以天天到市里去，他可以中午在市里吃馆子，晚上故意很晚才回来，大多数时间，他不参加学习。
在农场里，从马场长，各队队长，到每一个学员，人人心里都有一本细帐，谁最厉害，谁不好惹，谁天不怕，地不怕，谁破罐破摔，谁又最胆小怕事，谁最好欺侮……那是人人心里都清清楚楚的。队长们开会点名批评什么人，都是找好欺侮的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谁也不敢惹，象大刘这样的人很有几个，谁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有一天，班里派我出去和大刘拉砂子，大刘赶车，我坐在马车上，路上大刘对我说：“好样的，你早就该骂他们狗操的们。”大刘鼓励着我说，“别怕他们，咱没做那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咱也没犯下挨枪毙的罪过。这地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孙子，他越欺侮你。这就叫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农场吗？咱们这些人原先都报过逮捕，或是劳动教养，可是对于这些人查不出历史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