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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沙蒙，听起来就像“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害时不过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想不到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希梅聂兹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特别选抄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建筑物的轻蔑，听来深得我心，所以我选了这句话。更何况，我觉得选用一句名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让自己感觉上比较有学问。我是国际象棋社及化学社的成员，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我每次都试着烧菜，结果总是把菜烧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要解剖的青蛙、小虾，假装让它们在上蜡的铁盘上跳舞。
顺带一提，谋杀我的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凶手，但问题就在这儿：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丧礼，而且哭得很伤心。（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丧礼，其实我在学校从来不是个万人迷。）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虽然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程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目的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他的女儿在我去世一年半后也离开了人间，她得了血癌，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谋杀我的凶手是我家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还向他请教过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八成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那时天色已晚，我记得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之处。
“别让我吓着你。”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确实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科隆香水气味，但我却没有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沙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我在大人面前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我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动。
“我在附近盖了些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再说我妈希望我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他我叫什么，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我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臭事，他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的光身子照片放在客人用的卫生间里，我爸就是如此，感谢上天，他放在那儿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最起码我躲过了这样的臭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臭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我爸把这件臭事告诉我们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我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茜真有意思”，我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很难为情。
“什么有意思！？”我爸总回答说，“让我告诉你这个小孩多有意思。”说完他马上兴高采烈地重复“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实上，爸爸从未向哈维先生提过我们，哈维先生也没听过“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发之后，哈维先生在街上碰到妈妈，他对妈妈这么说：“我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悲剧，真是太可怕了！您女儿叫什么来着？”
“她叫苏茜。”妈妈勉强打起精神回答，提到我的名字让她心情沉重，她天真地希望心头的重负终有一天会放下，殊不知她始终挥不去心中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断地受到伤害。
第一部分痛失爱女
哈维先生像大家一样对她说：“我希望他们早点捉到这个混蛋。您痛失爱女，我真替您难过。”
他说这话时我已经在天堂，我气得四肢发抖，不敢相信他竟然如此大胆无耻。“这人真不知羞耻。”我对弗妮说，弗妮是天堂指派给新成员的辅导老师。
“没错。”弗妮回答，简简单单两个字就表达了她的观点，在我的天堂里，大家就是这么坦率，没有人多说废话。
哈维先生说，过去看看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我跟着他走进玉米地深处。没有人从这里抄近路到学校，所以此处的玉米秆很少遭人践踏。我的小弟巴克利曾问妈妈为什么镇上的人都不吃地里的玉米。妈妈告诉小巴克利说地里的玉米吃不得，妈妈说：“玉米是给马吃的，人不吃玉米。”巴克利接着又问：“狗也不吃吗？”妈妈回答说：“不。”巴克利继续追问：“恐龙也不吃吗？”他们就这么一问一答，持续了好久。
“我盖了一个简单的地洞。”哈维先生说。
他停下来，转身盯着我。
“我没看到什么地洞啊。”我说。我察觉到哈维先生的眼神非常奇怪，自从我长成少女，摆脱小时候胖嘟嘟的模样之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男人曾用同样的眼神看我。但当时我穿着宝蓝色的带帽外衣和紫黄色的喇叭裤，这副模样通常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哈维先生戴着金边眼镜，此时，他透过小小的镜框盯着我。
“你再仔细看看。”他说。
我本应该找条路逃开，但我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呢？弗妮说这些问题都是白问：“当时你没逃开，没逃就是没逃，别再多想了，想再多也没用。你已经不在人间，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再试试看。”哈维先生说，他边说边蹲下来敲敲地面。
“那是什么？”我问道。
我耳朵都快冻僵了。我妈在圣诞节帮我织了一顶杂色的帽子，上面还镶了一个绒球和一对铃铛，当时我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塞在外衣口袋里。
我记得我走过去，踩了踩哈维先生身旁的田地，冬天天寒地冻，我脚下的田地显得格外坚硬。
“你踩到的是木头。”哈维先生说，“搭上木头，入口处才不会崩塌。除了入口处之外，地洞里其他东西都是泥土做的。”
“什么东西？”我问道，那时我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也忘了他奇怪的眼神，我像在自然课上一样，心中充满好奇。
“进来看看。”
我笨手笨脚地跟了下去，等我们进入地洞之后，哈维先生也承认走进来不太容易。但我当时忙着看地洞里的烟囱，压根儿没想到进出地洞容不容易等问题。哈维先生在地洞里架了一个烟囱管道，如果他打算在洞里生火，烟雾可以从这里排出去。再说我也从未想过逃避任何人，在此之前，最糟的就是碰到怪模怪样的亚提。亚提的爸爸在殡仪馆上班，他喜欢假装带着一支装满防腐剂的长针筒，还在笔记本上画了好些滴出黑色液体的针管。
“真够意思。”我对哈维先生说。那时即使他是我在法文课上读到过的钟楼怪人，我也不在乎，我变得像小孩一样。有一次我们带巴克利到纽约市的自然博物馆参观，他看到巨大的恐龙化石，着迷地说不出话来。我当时就和他一样，连我说的话都像小孩子：从小学之后，我就没有用过“够意思”这个字眼。
“骗你就像从婴儿手里骗糖果。”弗妮说。
我依然记得地洞的模样，往事历历，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事实上，在天堂的我们，每天都活在过去的记忆中。地洞和一个小房间差不多大，大概和我们家放雨靴、球鞋的储藏室一般大小，妈妈在里面摆了洗衣机和干衣机，储藏室不够大，干衣机只好放在洗衣机上面。我在地洞里勉强可以站直，哈维先生则必须弯腰驼背，他挖地洞时顺便沿墙挖造了一个凳子，他一进来马上坐到那上面。
“随便看看。”他说。
我惊讶地东张西望，他在凳子上方造了一个架子，架子上摆了火柴、一排电池和用电池的日光灯。日光灯是地洞中惟一的光源，光线像是鬼火，他压在我身上时，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架子上还摆了一面镜子、一把刮胡刀和刮胡膏，我看了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不在家里刮胡子吗？但我转念又想，这个人有栋很不错的大房子，却在离家只有半英里的玉米地里挖了一个地洞，他八成不太正常。我爸曾形容像哈维先生之类的人：“他真是个怪人，没错，就是这样。”这话说的真好。
我猜当时我只想到哈维先生是个怪人，这个地洞还不错，里面很温暖之类的事情，我想知道他怎么挖造地洞、地洞的构造如何，以及他从哪里学到这样的技术。
第一部分世间最难过的遭遇莫过于此
三天之后，吉伯特家的小狗发现了我的臂肘，它把臂肘叼回家，臂肘上还粘带着一根显而易见的玉米须，但那时哈维先生已经掩埋了地洞。刚离开人间那几天，我恍恍惚惚，没有看到他忙得全身大汗拆下地洞入口的木板，把所有证物和我的尸块装进袋子里，惟独遗漏了我的臂肘。等我神智恢复清醒，能够观看人间的状况之后，我只关心我的家人，其他于我都不再重要。
妈妈坐在门边的一张硬椅子上，她张着嘴，本来就苍白的脸上显出我从未见过的惨白，湛蓝的双眼直直地盯着前方。爸爸拼命地想找事情做，他要知道所有细节，也想跟着警察搜寻玉米地。感谢上帝，有个名叫赖恩·费奈蒙的警探非常帮忙，他派了两名警察带爸爸到镇上，请他指出平日我和朋友常去的地方，他们一整天都待在购物中心忙着认人。没有人告诉琳茜出了什么事，她已经十三岁了，应该能承受这个消息。四岁的巴克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实说，他始终无法了解这个悲剧。
哈维先生问我要不要喝饮料，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得回家了。
“有礼貌一点，喝瓶可口可乐吧。”他说，“我相信其他小孩一定会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