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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蹒跚步入超速运转时代，日程安排成了工业革命的一种方式。在机械时代以前，没有比飞驰的骏马或开足马力的帆船更快的。但发动机改变了一切，顷刻之间，人、信息和物质旅行或传播到远方的速度可以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家工厂一天的产品可能比一个工匠一辈子的产品还多。新的速度时代给人们以无法想象的兴奋与繁荣的期待，让人们沉浸其中。1825年，当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客轮在英格兰的约克郡开始其处女航时，受到了4万人的瞩目及鸣21响炮的礼遇。
工业资本主义以速度生存，其回报也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生产与产品运输最快的行业可以打败对手。资本越快变为利润，就可以越快再投资以获得更大的收益。19世纪“轻松挣钱”的表述进入语言并非偶然。
1748年，在工业时代的黎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一句格言颂扬利润与速度之间的联姻，这句话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脱口而出，即时间就是金钱。没有什么比以小时而不是工人生产的产品计算报酬的转变更能反应、强化新的精神状态。一旦每一分钟都值钱，事业就进入了永无休止的加快生产的竞赛中。每小时生产更多的产品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利润。保持领先意味着在你的对手前面配备最先进的节省时间的技术。现代资本主义同一种固有的提升、加速、提高效率的本能相伴而来。
工业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总是吸引精力充沛的人们，但城市生活本身却充当一个巨大的微子加速器。当人们迁往城市后，做任何事情的速度必须要加快。1871年，一位匿名日记作者曾这样描述英国首都伦敦：
在伦敦，神经机能的倦怠及脑力的释放是巨大的。伦敦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在其他地方，人们闲得要死；在伦敦，人们忙得要命……满脑子不断地想着新形象、新人、新感觉，紧紧张张的。一切都要加快速度去做，买和卖、计算和称重，甚至连柜台前的谈话等都以快速和不正当的手段进行。动作迟缓的、啰嗦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毫无机会，可过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如同快车里的笨马一样，逐渐形成从前不为人知的节奏。
《放慢生活脚步》 第一部分一切都要快些（2）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蔓延，19世纪带来了许多旨在帮助人们提高旅游、工作和沟通速度的发明。正如一位瑞典人所注意的那样，1850年，美国专利局申报的五万项机器发明中大部分旨在“提高速度，节省时间和劳动力”。1863年，伦敦首家地铁投入营运。1879年，柏林开通了电车运营服务；1900年，奥蒂斯揭开首家自动电梯的面纱；到1913年为止，福特T型汽车下线；1837年，电报问世，加快了通讯速度。随后，横跨大西洋的电缆于1866年出现，10年后，电话、无线电相继问世。
然而，假如没有准确的记时，以上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时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操作系统，它使会议、截止期、合同书、制作过程、计划表、交通、工作轮班等其他的一切成为可能。著名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蒙福德将时钟认定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机器”。但直到19世纪末期，标准时间的创立方才使时钟的潜力得以开启。此前，每个城镇均通过正午的太阳即阴影消失、烈日当空的那一刻计算时间。结果，导致时区的混乱。例如，在1880年早期，新奥尔良的当地时间比位于其西边80英里的巴吞鲁日晚23分钟。在没有什么东西跑得比马快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几乎无关痛痒，然而，如今火车穿越景观的速度飞快，为了保证铁路行程表的有效性，各国开始协调钟表时间。到1855年，英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接受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播报的时间。1844年，全球共有27个国家同意确认格林威治为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这最终导致了世界标准时间的确立。到1911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采用统一的世界时间系统。
说服早期的工业工人按钟点作息并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凭个人的兴致休息，或者在该干活的时候干脆没有出现——这对按时付酬的工厂老板而言是一种灾难。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纪律传授给工人，剥削阶层开始将守时当作市民的一种义务和美德宣传，而缓慢则被贬责为重要过失。电钟公司1891年的目录提醒人们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种种弊端：“一个人若想成功，如果说有一种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应得到培养，那就是守时；如果有一种错误需要避免，那就是迟到。”该公司的时钟恰当地命名为“独裁者”，宣称要“革落后者的命”。
1876年，当首个装有发条的闹钟进入市场时，守时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数年后，工厂开始安装钟表，以便工人在交接班时打卡，这一做法蕴涵着在日常生活中“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当压力上升至每一秒钟都值钱的时候，便携式时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美国，穷人参加每周抽彩出售一只手表的俱乐部。学校也支持守时运动。1881年版的麦高菲读本其中一篇课文就提醒孩子注意缓慢带来的极度恐怖：火车碰撞、生意破产、军事失败、错误的出现、浪漫经历的受阻等。“在生活中依旧如此，因为某人的延误，精心安排的计划、最重要的事情、个人的命运、荣誉、幸福、生活本身等被牺牲了。”
由于时间安排严格，而技术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为可能，于是，匆忙便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说话、阅读、写作、进餐、移动。19世纪的一位观察家曾这样讥讽普通的纽约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总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顿好的晚饭，后面有一个监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种“匆忙的、不妥当的、让人流汗的仓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发展。
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人类的塑造如同人类对技术的塑造一样。191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卡森写道：“随着电话的使用，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习惯。缓慢迟滞的心情已经丢弃……生活变得更加紧张、敏锐、生动。”卡森毫不奇怪地发现，在电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活会让人对那些跟不上软件速度的人产生不耐烦。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个层次，而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顾问。在他效力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泰勒使用一块秒表和一把计算尺，测量出每一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精确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给工人安排了工作。“在过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来，体制将是首位的。”尽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阅读，泰勒本人喜欢将他的“科学管理”品牌付诸实践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运的生铁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员工抱怨压力大，太过疲劳，纷纷辞职。泰勒人缘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虽然他在晚年相对默默无闻，但对联盟组织来说他仍是一个憎恶的对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不仅在工作场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关泰勒主义的电视纪录片的迈克舒尔兹认为：“泰勒本该死于耻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效率理念对界定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仅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也如此。”
当泰勒在计算每换一只电灯泡需要百分之几秒的时候，亨利•；欧勒出版了《没有城市没有乡村的世界》一书，该书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贵的时间成了货币。一个世纪后，他的预言实质上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钱。我们甚至谈到“有时间”，或更常见的提法：“缺时间”。
为什么物质如此富足，缺少时间却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死亡率。现代医学使人类在《圣经》所说的70岁寿命的基础上增加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如此，人类依然生活在最大的期限阴影下，即死亡。毫无疑问，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短暂，并力图使每一刻都富有价值。但如果这种本能得到普及，那么为何有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倾向于同时间赛跑呢？
部分答案在于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在一些哲学传统里，时间是轮回的，如中国人、印度人和佛教徒，只列举三类。在加拿大的巴芬岛，因纽特人使用同一个uvatiarru，同时指代“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两个意思。在这些文化中，时间总是来了又走，总是在我们身边，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断更新。在西方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像箭一样从A地发向B地，无情飞逝。时间是确定的，因此也是宝贵的资源。基督教施加压力迫使信徒们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本笃会的僧侣时间安排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相信魔鬼会跟闲人过不去。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总结了西方对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困扰或迷恋，并严厉地呼吁“一个人浪费了一小时，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在与本地化的佛教融洽相处的日本民族神道教里，时间是循环轮回的。然而1868年之后，日本以几乎超乎寻常的激情开始赶超西方。为了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明治天皇政府引进西方的时钟和日历，并开始倡导守时及充分利用时间的美德。二战后，日本民族对效率的崇拜有所增强。今天，当你站在东京的火车站，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乘客跑着追赶火车的情形，虽然每间隔两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你知道，日本人已经吸纳了西方人关于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的理念。
《放慢生活脚步》 第一部分一切都要快些（3）
消费主义是加速时代的另一强劲的动力源泉，日本也学会了消费主义。早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就谴责加快生活节奏的购买本能：“将自己的心仅仅放在对物质追求上的人总是匆匆忙忙的，因为他只有有限的时间去延伸，去捕捉，去享受。”这一分析今天更为真实。今天，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商店，所有的男女不过是其中的购物者罢了。在诱惑与愉悦下，我们时常贪婪地寻求尽可能多的消费品和体验。除了令人绚目的事业外，我们选择美术课程，选择到体育馆消耗体力，选择阅读报纸及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每一本书，选择同朋友外出进餐，选择参加俱乐部活动，参加运动，看上数小时的电视，听音乐，和家人在一起分享时光，购买所有的新潮的时装和最时尚的小玩意，逛电影院，享受同伴侣的亲密与美妙的性爱，到遥远的地方度假，甚至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工作等。其结果是，在我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与我们实际可以实现的二者之间产生了令人苦恼的分离，这就引发了时间永远不够用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