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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可能招致雇主的不悦。现在，法国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员工能在下班时间准时离开。
新工作制有瑕疵，这点尽人皆知。2002年，法国新右翼政府放宽对加班加点的限定，从而迈出将35小时工作制恢复到标准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项具有标志性的民意测验显示，多于半数的法国公民认为法国应该恢复39小时工作制。36％的人希望这种改变是永恒的，18％的人则认为应该是临时性的。虽然评论家称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酝酿中，但全面废止新工作制并非轻而易举。在投入了数年的时间以及大量的金钱实施35小时工作制后，法国各公司又要就这一制度重新进行协商，令他们厌倦不已，因为当初正是一轮轮复杂的、造成分歧的协商才使35小时工作制得以成为可能。而且，对成为新工作制基础的价值观的支持仍十分强烈，这些价值观包括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娱乐等。
其他国家尤其是强制式管理文化国家应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削减一周工作时数的万灵之计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此别的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削减工作时间。
欧洲其他国家也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迫使私营部门削减工作时间。荷兰常常被树为这样的特殊范例。今天荷兰人的标准工作周的工作时数已经降为38小时，几乎少于任何其他工业国家。2002年，半数劳动人口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6小时。如今荷兰1/3的劳动者选择兼职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荷兰颁布的立法规定，荷兰人享有要求雇主减少他们的收入以削减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权利。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混乱的做法使正统经济家不寒而栗，然而它确实行之有效。荷兰将经济的繁荣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荷兰人花费在交通、购物、看电视上的时间要少于美国人，但在社交、学习、照看孩子、体育锻炼和个人爱好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则更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也开始学习“荷兰模式”。
即便法律制定者也无意于干预劳动力市场，人们采取个人立场反对全天候工作伦理。2002年，英国最具天才的资深公务员之一苏马•；凯姆普，接受了他最后的职位——国际发展部永久秘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每周将只工作40个小时，一秒也不能多。何故？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每天早晨同他6岁的女儿一起吃早餐，晚上给她念故事。在大西洋，乔治•；布什并不需要为他的短工作日和懒散的周末道歉。不仅野心勃勃的抢新闻头条的人已经开始削减工作量，数百万的普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削减工作时数，意味着少挣钱，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英国最近的调查显示，渴望削减工作时数的人是渴望赢得彩票的人的两倍。美国的类似调查也表明，在两周的休假和两周的额外报酬之间，选择前者的人是后者的两倍。在欧洲，选择兼职工作不再是耻辱之事，而是成为愈来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调查发现，欧盟77％的临时工选择削减工作时数，以便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休息或从事自己爱好的活动。
在集团食品连锁机构的上层，越来越多杰出之士选择自谋职业或做独立承包人。这就促使他们一方面工作更努力，一方面仍有时间重新充电、享受个人爱好、同家人外出。他们中很多人是网络公司繁荣时退出的。作为硅谷一家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丹每周工作长达90个小时，持续了3年。较长的工作时间给他的婚姻带来了压力，妻子威胁要和他分道扬镳并带走一对双胞胎女儿。2001年当公司业务不景气时，凯姆普发现自己又回到就业市场，他决定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今，他每周工作40小时，帮一些公司管理IT系统。他仍有充裕的收入，也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打高尔夫球。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察觉那些全天上班的同事对他有任何蔑视或不以为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羡慕我，”凯姆普说道。
《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工作篇：工作不甚努力的好处（5）
削减工时者在经济上所遭受的影响通常比预期小。这是因为减少工时意味着减少了为上班挣钱而多出的一系列花销，这其中包括交通费、停车费、到餐馆就餐、咖啡等方面食品、孩子护理、干洗、医疗。收入的减少意味着缴纳的税金也相应有所减少。在加拿大的一个调查中，一些劳动者认为，用收入的减少换取工作时间的削减实际上会使每月的银行存款增多。
为了迎合这种变革的风潮，全球各工业国家的公司已开始为员工提供机会摆脱长时间的、单调乏味的工作。即便在高速的、竞争激烈的行业，雇主们也明白了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一种办法就是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雷镇的领先的软件公司SAS总部，当工作量允许的时候，员工每周工作35小时并享受休假津贴。公司还提供了一揽子令人愉快的内部福利，包括儿童保育、保健诊所、带钢琴演奏的咖啡厅、体育馆——并鼓励雇员使用它们。SAS定期被投票选为美国最佳雇主之一。
再往北，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由于认可其员工住在办公室外因而赢得赞扬。在假定的某日，加拿大皇家银行40％以上的员工将采用工作共享、弹性工作制、削减工时的工作生活计划。在银行总部，位于市中心的多伦多闪烁的摩天大楼，我见到一对40多岁的聪明、精力充沛的夫妇卡伦和苏珊，他们自1997年开始共享一份工作以来，职位一直在稳定上升。到2002年为止，这对夫妇在负责销售海外银行服务部的业绩一直位居第二。我们在周三见面，这是他们一周里唯一两人都上班的时间。他们共用的办公室很有家庭气息，两个书架上摆满全家福，墙上悬挂着孩子手工制作的工艺品。
女人也选择类似的职业道路。获得MBA学位后，她们开始在集团公司往上爬，每周工作60小时。但一旦孩子降生后——她们每人有3个孩子——生活就变得没完没了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匆忙。因此她们决定共享一份工作，每人每周工作3天。
结果表明，收入少了40％的打击比预期要小。当然她们都有高收入的丈夫来弥补损失。不过额外的休闲被证明是极为珍贵的。两位女性都能有时间陪孩子，使家庭生活更轻松、更令人满意。最近李伯曼6岁的儿子要求他父亲开始与人共享工作。这两位银行高级职员也对他们的社区感觉更亲近。现在他们有时间同邻居以及当地的店主聊天，到孩子的学校帮忙，或做义工，或在家做饭。“在共享工作以前，我们在饮食方面极不讲究，”多马拉其说道。她不愿回忆过去的情形。
两位女性都感到自己同时间的关系呈现出更为健康的趋向，渴望加快速度的念头消失了，或至少消减了。“当你有更多的空余时间让自己慢下来或重新充电时，你就不会太紧张，”李伯曼解释道，“整个身心都能得到调整，总体说来你会更平和淡定。”
对加拿大皇家银行而言，这种平和淡定得到了回报：员工工作效率提高了，思维放慢了。“当我每周三来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精神饱满。我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房子清理干净了，食品也购买了，衣服洗干净了，孩子们也愉快，”多马拉其解释道，“不上班的时候，我不光休息、调养，还思考问题。在大脑里酝酿工作，所以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能做出更审慎的、更好的决定，而不总是对所有的事情现场才做出反应。”2000年，加拿大皇家银行开始为因扩展业务需要进入美国的11万新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
正式削减工作时数并不是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唯一途径。有时将工作时间延长往往意味着做的事情多的概念从企业文化中清理出去就足够了。万豪就是这么做的。2000年，国
际著名的万豪连锁酒店认为，经理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因为这是大家对他们的期待，但实际结果往往是士气低落、心力交瘁。
为了应对“勉强上班”的现象，美国东北部的3家万豪酒店启动了试验计划。员工被告知不管几点，只要工作完成就可以下班。高级经理开始带头在下午五点甚至更早就毫不隐瞒地下班回家。3个月后，很显然一场文化的革命已在酝酿中。提前离开岗位的或上班期间因个人原因请假的都不再需要面对他人不满的表情或玩笑的夹击了。人们开始对同事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发生极大的兴趣。现在万豪酒店的经理们每周工作时间平均减少五个小时，但工作效率却提高了。无须为长时间工作而给予他们额外的动力，使他们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完成分内工作。负责监督机制变化的万豪经理比尔•；曼克得出每一个董事会的会议室和工厂都应继续坚持的结论：“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是：减少工作时间可以同样有成效甚至有时有更大的成效。”
《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工作篇：工作不甚努力的好处（6）
然而，任何反对长时间工作的措施都会面临某些巨大的障碍。执行总裁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富启发作用的工作—生活计划，但如果处于指挥链中的基层经理缺乏同情心，计划就可能失败。一家美国公司最近推行了许多得到董事会全力支持的工作生活措施。然而，一年后，登记的人却少于预期。一项调查发现，几个部门的领导层向员工发出警告：如果签字的话，他们的升迁机会将会受影响。“很多人仍对工作生活模式表示怀疑，”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说到，“改变规则仅仅是开始；你还得改变人们的心理定式。”
通常给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造成障碍是自身所致，但许多男性仍对此表示质疑。在大多数公司，实施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的多为有孩子的女性。伦敦一家大零售公司的销售经理约翰•；阿特金斯最近初为人父，他愿意削减工作时数，但却不能报名参加平衡计划。“每次想到此，我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如果你受不了那个热，就别在厨房待着’（承受不了繁忙紧张的工作，就退出让给别人），”他说道。
个人情况的不同是阻碍工作与生活平衡建立的另一个障碍。一位25岁的单身男子长时间工作的困难显然小于一位36岁、四个孩子的母亲，他甚至可能愿意工作时间长一些。公司需要寻找措施奖励多干活的人，而不是惩罚少干活的人；也必须管住可能在同事间骤然传播的不健康念头。没有孩子的员工常常会对公司为有孩子的员工所提供的工作便利反感不已。在很多公司，不同的部门根本无法提供相同的工作生活待遇，这就可能导致摩擦的产生。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只因员工开市时必须在场，资本市场部工作安排较为僵硬。
对许多公司而言，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的长远利益如提高效率、留住员工等可能会被短期地降低成本的压力所掩盖。利益计划通常不是增加雇员而只能是让少数人多干活以减低成本。竞争同样也促使许多雇主将工作置于生活之上。一位英国经理率直地说：“我们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