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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妇女们应做的三件事：首先，为普及教育效力；其次，努力于实业，以求殷家富国；第三，要从事医疗救护。 这些留日女学生在回国后，大多热衷于妇女解放运动，成立各种组织，办刊撰文，集资创立女校等等，对中国女界的觉醒和妇女解放之路的探索，都起了推进作用。 第二，中国清末女留学生在日本创办了许多刊物，发表一系列论述。 她们在日本办的杂志有九种：《女学报》（一九○三年），《女子魂》（一九○四年），《白话》（一九○四年），《中国新女界杂志》（一九○七年），《天义报》（一九○七年），《新女子世界》（一九○七年），《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一九○七年），《留日女学会杂志》（一九一一年），《新女界》（一九一一年）。 如一九○七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共发行六期，每期发行量万余册，杂志以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为宗旨，在日本及国内的女界中影响很大。她们在杂志上倡导五大主义：“一、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法；二、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三、提倡道德，鼓吹教育；四、破旧沉迷开新社会；五、结合感情表彰幽遗。”杂志的撰稿人大多是留日女学生，她们在杂志上探索中国妇女解放之路，批判男尊女卑与封建三从四德，发表了《女权平议》、《男女平等的真理》、《女德论》、《论女学》、《中国婚俗五大弊说》等文章。 除办刊物探讨中国女性问题外，留日女学生们密切关注国内的情势，如国内维新派开始大力提倡女学和提出男女平等时，她们积极撰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见解。如有一篇《兴女学以复女权说》中写道：“我国女子之失权也已数千年。于兹矣洞耳缠足，不出户庭，不读诗书，见闻浅陋，惟知奴颜婢膝，依赖他人，即人格之不完，尚何权利之足云。近倾女权之理，渐次发明。女子之稍有知识者，亦类能言之。及今而尚不思恢复，将更待何时乎？……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即以无学而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 清末留日女学生社会活动相当活跃，并且涌现不少像秋瑾这样的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并对中国女性的觉醒与解放做出了贡献。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子教育举步维艰（1）
女子教育虽然在清末已逐步纳入学制，经过辛亥革命的兴女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对女子教育的限制却是十分保守的。 一九一四年，民国教育总长汤化龙针对一些进步人士倡导男女同校的主张，明确表示：“余对于女子之教育方针，则在使其将来足为贤妻良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 一九一六年，教育部下令端肃女校风化，明令禁止剪发、缠足，不得结伴游行等。 社会上许多女子自身也接受“贤妻良母”观，认为“女子者，人类之母也。相夫教子，持家处事，其所以贡献于国家者既尔”。“吾国女子以数千年之压制，服从既成为第二天性，然正利用其服从性，奉之以良好教育，终成世界第一女子。”（梁华兰《女子教育》，载《新青年》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更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反对女子入学，认为“吾国男女界限，分别至严，授受不亲，古有明训”，如果男女同校，“必有往来，投绢赠，必多有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偶有不慎，指谪随之，伤风败俗之事起，道德之破坏无余地矣”。 直至一九二二年，才在北京、广州、上海、湖南等地出现七八所男女同校的中学。经过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学，普及女子教育等，撼动了数千年的禁锢，中国的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由于封建礼教的传统势力以及社会偏见等原因，并没有彻底解决妇女教育的问题。据统计，到一九三二年，全国女大学生仅有三千二百九十人；专科学校女生五百五十九人；女中学生六万六千余人；师范学校女生三万四千人左右；职业学校女生不到一万人。全国妇女文盲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女学童入学率仅有百分之十几。可见，能入学校受教育的只是一小部分上层女性。 在当代社会，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利于男女智力同步发展，各种轻视女子才学的限制与偏见也逐步消失。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影响以及女性自身的认识问题，妇女教育仍存在着偏差，我国女性的文化素质整体上看比较低。在全国二亿三千五百万文盲、半文盲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并且，妇女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总体都远远低于男子。因此，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教育无论是对提高女性文化素质还是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加快历史进程，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课题。 当然，妇女教育有妇女教育的特性，必须契合本民族女性的心理、生理以及智能结构，甚至社会分工与需求等诸多因素，不能强求数量与质量上的男女同步平等。 缠足，自五代以来盛行不衰，这给中国女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缠足的苦刑下，有的女子幼年开始，双脚骨折肉烂，致残终身，有的女子缠缠放放，受尽残肢之苦痛，失去自然体态，蛰居闺房，行动困难。这对女性是一种束缚，是损害妇女人格的病态美，也是妇女被玩物化发展的结果。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也曾研究小脚，认为小脚要瘦、要柔，“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也”。他说出了缠足的目的在于得到“怜惜”，让人“抚摩”，供男人玩弄。当时，社会上崇尚和喜好妇女缠足，“三寸金莲”是美女的一个必要因素，也是衡量女子品格、地位、身份的标准之一。如当时的总理大臣李鸿章，因嫌他的母亲脚大，千方百计限制她抛头露面。有些病态的文人雅士，在酒席间，闲聊时，也以“弓鞋”为戏谑，甚至盛行用弓鞋作酒具饮酒。“三寸金莲”实际上已成为视女性为没有人格的玩物和束缚女性于闺室之中的标志，因此，反对缠足，革除缠足陋习，自然成为妇女觉醒和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代同情妇女的学者俞正燮，竭力反对女子缠足，他认为：缠足把女子弄弱了，失去古时丁女的风格，“阴弱则两仪不完”，是男子也要受累的。此外，他认为弓鞋是从前舞者的贱服，女子穿贱服，女子贱了，那么，男子也是贱的。虽然，他的这些说法无力去除一些人的怪癖，但俞正燮是较早反对缠足的文人学士。 清代另一同情妇女，反对缠足穿耳等摧残肢体陋习的是李汝珍，他通过小说《镜花缘》，极写缠足之惨痛。《镜花缘》第三十三回，写商人林之洋去“女儿国”，强行选为“王妃”，被男扮女装，“矫揉造作”，受尽折骨缠足之苦： 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下，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趾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动转。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林之洋两只脚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熏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趾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亦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 好好的一双脚，折腾腐烂只余枯骨，其过程又令人毛骨悚然，不由不想到妇女缠足的惨痛与不合理。在《镜花缘》第十二回，李汝珍借吴之和的口，表明反对缠足的主张：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于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彼平，人必为残疾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子教育举步维艰（2）
李汝珍的《镜花缘》通过一个湖海豪情的男子汉被折磨得肢残柔弱的过程，形象地说明了缠足的弊害，呼吁男子不要以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变态妇女美取乐。 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女军中的基干大多是广西一带的劳动妇女，她们中有许多人自小赤脚芒鞋，在野外田地里干活，因此，她们和男子一样行军打仗。她们深深体会到不缠足的好处，所以，每到一地，就动员妇女放足。同时，太平天国还采取一些强令手段，禁止妇女缠足。如“妇女不准缠足，违者斩首”，“夜间女百长逐一查看，有未去脚缠者，轻者责打，重则斩脚”。（《中国近代史从刊·太平天国》第三册）在她们的影响下，不少深受缠足之害的妇女自觉或不自觉地解下缠脚布。沈隽曦《金陵癸甲摭谈补》中，根据从天京逃出来的人口述，记述太平军宣传放足的情形说：“蛮婆皆大脚……谓江南女子脚小无用。有丧心献媚者耸传伪令，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但也有许多妇女认为这有违礼教，败坏风俗，宁死不从。 因为缠足与嫁人、与终身幸福结合在一起，妇女们已接受了这一陋习。这从民间流传的歌谣也可看出： （彰明歌谣）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莱；裹大脚，嫁瞎子，吃糠麸，就辣子。 （云南歌谣）人姨嫫，莫多说，人家男儿能写又能作，只要侄女日日来把小脚裹，后来饿着冻着来找我。 （浙江余姚歌谣）一个大脚嫂，抬来抬去没人要，一抬抬到城隍庙，两个和尚抢着要。（湖南华容歌谣）裹脚呀裹脚，裹了脚，难过活，脚儿裹得小，做事不得了，脚儿裹得尖，走路只喊天，一走一蹩，只把男人做靠身砖。 （四川蓬安歌谣）一张纸儿两面薄，变人莫变大脚婆；妯娌嫌我大脚鹅，丈夫嫌我莫奈何；白天不同板凳坐，夜里睡觉各自各；上床就把铺盖裹，奴家冷得没奈何；轻手扯点铺盖盖，又是拳头又是脚；背时媒人害了我，满腹苦处对谁说；二位爹妈莫想我，女儿只怕不得活。 （江西歌谣）公公拿着拐杖拐，媳妇就用金莲踩，一踩踩着公公手，公公倒说我的儿，三寸金莲又小又不歪。 太平天国的“放足令”只是对一部分地区的一些妇女在短期内有过影响，太平天国失败后，脚又缠得更紧了。 至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都反对妇女缠足，他们不遗余力地揭示缠足残人肢体和愚民弱种的弊害，并且发起组织“不缠足会”，以求革除缠足陋习。 康有为早在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就在广东谋创不缠足会，他带头不给两个女儿和侄女们缠足，但当时影响不大。不缠足会相继涌现和造成一定声势，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广州创立“粤中不缠足会”之后，逐渐形成广东、上海、湖南三个重点。 一八九七年一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戒缠足会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