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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西洋女塾
清朝道光二十二年以后，中国有了西洋人办的女塾，这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 一八四四年，英国妇女组织的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社员爱尔特绥，趁五口通商开放之际，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是中国女学之开端。从一八四七到一八六○年间，外国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创办了十一所教会女学校。一八六四年，英国教会又在北平和天津创办了教会女学校。一八八一年，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圣玛利亚女学，继而，又设立了中西女塾、清心女学等等，一时，“教会所至，女塾接轨”。 但是，西洋人到中国来兴办女学是以传教为重的，目的除培养女子传教骨干外，还注意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要求，培养“贤妻良母”，他们迎合社会习俗及封建礼教，管理方法十分守旧。如西洋人办的镇江女塾的章程中有这样的规定：“住塾女生就近有无亲友照料，父母外，指定何人来领，皆须填明关书。如非指定来领之人，只可入塾探望，不得擅将该生领出。本塾每日八点钟进塾，十一点半放饭；一点钟进塾，四点钟放学；暇时备有玩具，俾各散心，惟不准出大门以及门前观望等情。每礼拜六日放学，做一切杂事以及学习针线。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日课。每年散学两次，一为歇暑，约两月；一为年底，约半月；可将学生领归，开学时再行到塾。平时不宜轻易作辍，加家中果有正事，须由该生父母，或曾经指定来领之人领去，并订定假期，不得逾限，寻常小事，概不给假……”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规定，该校女生“只准嫁给基督徒”。 虽然，这些西洋女塾迎合中国社会的习俗，较为守旧，但这毕竟是真正的女学，这对中国人自己创办女学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女学之兴起 清朝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提出了女子教育问题。 最先提出男女平等、女子应当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的是康有为。他在变法前写的《大同书》中，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 指导下，指斥人们对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团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出室门……”。他认为“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他主张设立女学，使女子能接受教育，参加考选。康有为理想的大同之世，是一个“男女齐等，同事学问，同充师长，同得名誉，同操事权”的社会，他特别强调了妇女受教育的必要性。 维新派把兴女学、发展女子教育与民族的强盛联系起来，特别是梁启超，他指出女子的智力并不比男子差，只是未受教育、未予开发。 梁启超认为：“天下所以积弱到如此地步，其原因乃是从妇人不学开始。”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章中，层层论证女学之必要。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天下大本”有二：正人心，广人才。这两者都要从“蒙养”开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保教为天下三大事。他进一步指出：教，包括男，也包括女，男女各半。而男子之半，又出于妇人。因此，妇女教育是保教、保种乃至保国之必须。梁启超在文中呼吁：“中国人应该着手振兴自己的女子教育。”他认为妇女要开创经济上的自立之路，才能最终摆脱奴隶的地位。如果大家承认幼儿的教育是母亲在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对女子的教育是何等重要不是也很清楚了吗？所以，女子教育的好坏实为国家强弱的基础。 这些激烈的观点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震动。当然，梁启超所倡导的女学，目的还是培养贤妻良母，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智力启蒙与开发。他曾经明确提出兴女学的目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 在这个问题上，严复的见解比梁启超又进了一步。一八九八年，他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中强调：“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阅世，就是读今人之书，知当世之事，而不能把“压制妇女，待之以奴隶”的《列女传》、《女诫》之类作为课本。 在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下，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及其夫人黄谨娱和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并在上海城南的桂墅里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自己的女学。这些知识妇女开始提出自身解放的要求，并积极办刊物，兴女学。与此同时，维新派把发展女子教育的思想付诸实践，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相继刊登《倡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变法运动中，他们支持民族资本家经元善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学，”收女学生二十名，后改名为“中国女学堂”。同期，江漱芳在苏州办了兰陵女学；开明士绅吴怀疚创办了上海务本女学；广州女医师张竹君创办了育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