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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父亲准许我每天开他的车到郊区的校园去上班，每天都经过位于高速公路与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便问同事H。I。拉蒂菲（H。I。Latifee）教授，为什么这些土地上没种上冬季的庄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议去问问村民，结果发现，没有用于灌溉的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地荒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于邻里。一所大学绝不应是一个孤岛：在其中学术造诣越来越高，却不与人分享。
我们的校园面对着一道山脉，每天早晨，我可以从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过校园向群山走去。他们扛着锋利的砍刀，日落时分，满载柴火树枝归来。我突然想到，大学应该将那些荒山转变为多产的庄稼地，这会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大而论之，为国家出产粮食。
我对那个村庄本身也越来越好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我们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吗？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够全年口粮？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贫穷？
对于贫困起因的分析，多将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贫穷上面，而非着眼于为什么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社会问题敏感的经济学家们强调，穷人缺乏“应得的权利”。当时，我对于饥馑还没有什么概念，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渐发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
1974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去见了大学的副校长。阿布·法扎尔（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与小说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民族的良知。他很礼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他问道。头顶上的电扇慢慢地转动着，蚊子嗡嗡作响，仆人送来了茶。
“许多人正在饿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谈到这件事。”我回答说。
阿布·法扎尔点点头；“你有什么建议吗？”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请您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
“噢，但声明什么呢？”
“号召全国和国家的领导们一起协力度过饥荒。我肯定，如果您领头的话，学校里所有的教师都会在您的信上签名，那将会有助于动员起全国的舆论来。”
“对呀，”他啜了一口茶，说道；“尤努斯，你来写那个声明吧，我签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当然知道如何措辞这项声明。”
“不，不，你来写，尤努斯。你对此事充满激情，你知道该说什么。”
“可是我只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啊。这份文件应该是一份发起运动的呐喊，应该具有能够唤起人们行动的分量。”
我越坚持说他是唤起全国人民关注饥荒的最佳人选，阿布·法扎尔就越是鼓励我来写这封信。他如此坚持他的观点，我别无选择，只好许诺去试试。当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份声明书。第二天上午我将那份草稿拿给副校长，在他阅读时，我等候着。
阿布·法扎尔看完之后，伸手去拿笔，说道：“我该在哪儿签名？”
我吃了一惊：“但是，我措辞激烈。也许你会想做些修改，或是提出其他想法吧？”
“不，不，不，它非常好。”他说。说着，他就在上面签了字。
我没说的了，也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并复印了一些送给其他的教职员工。一些教师对某些词语提出了异议，但是由于副校长已经在上面签了名，他们最终也都同意了，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当天晚上把它送到报社，第二天，声明就刊登在所有重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我们的声明引发了连锁反应，尚未公开表示要与饥荒抗争的那些大学与公共团体，都纷纷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而我则开始将所有努力集中在农业上。很显然，拥有3500万公顷的疆土，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有2100万公顷可耕地，在雨季主要生产稻子和黄麻，如果在干燥的冬季扩展灌溉，提高水管理，就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专家们估计，目前的粮食产量只达到我们的粮食生长潜力的16％。
我决定，我要去帮助乔布拉的村民们种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但如何去做呢？增加单位生长周期的产量？还是在单位土地增加粮食种植周期？我不是一个农学家，但我潜心研究了当地的低产稻与在菲律宾开发出的一些更高产的品种。一开始，农夫们觉得我的发现挺可笑。但当他们看到我是多么认真，就同意让我在他们的地里种植那种高产稻了。我的学生与其他大学教师也作为志愿者加入进来。我们向村里的农夫讲解间隔下种与直线栽种对于提高收成的重要性。当时的报纸刊登了我们的照片，我们齐膝站在泥里，正在教当地农民如何使用一根线来保证稻子栽种成直线。许多读者对我这种身体力行的方法很看不起。
尽管人们持怀疑态度，我还是继续努力，通过倡导一个名为“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规划（CURDP）”的大学项目，试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CURDP，我鼓励学生和我一起投入到那个村子里，设计出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改进那里的日常生活。至此，为了手把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已经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的书本教学。学生也可以基于其在村子里的经历做研究报告的选题，可以得到学分。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一部分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2）
1975年冬天，我集中精力解决灌溉的问题，以便能多种一轮冬季农作物。我知道，在季风雨季，几乎每平方米的土地都被耕作利用，连荒原沼泽也被用来种稻养鱼。然而所有土地在冬季都完全闲置。为什么不增种一季冬季作物呢？我每天都会看到一口闲置在没有耕种土地中间的深管井（tubewell）。那是干旱的冬季，在这个季节，管井本该忙着浇灌新的作物。但什么都没有做。那口管井就在那儿，崭新的，没有用过。
我问那口管井为何闲置不用，得知农夫们用水是要付钱的，但是，在上一个旱季，他们因为收钱的问题打了起来。自那时起，他们就再也不理会这口深管井了。
这让我觉得是极大的憾事。在一个饥荒严重的国家里，这儿有一口三百英尺深、能灌溉大约六十公顷土地的管井——泵井——却白白地闲着。我决定要使这口管井重新工作起来。
那并非易事。在所有实际通行的灌溉方式中，深管井耗资最多。由于高昂的运行费用，其运行效益不高，并给那些插手柴油、润滑油和零件的人带来肆意贪污的机会。要使这口深管井有效地工作，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送水体系。换言之，需要众多小农户就其各自零星的土地达成统一的耕作决定，农夫在肥料使用、作物保护、水泵维修护养等方面也都需要指导。不幸的是，虽然政府在现代灌溉技术设施上做了大量投资，但对技术所带来的这些以人为中心的问题，却并没有投入必要的时间、资源或努力。由于反复出现的管理问题与技术方面的故障，农夫不愿意重开他们的管井。结果，在孟加拉修造的管井几乎半数都没有使用。被弃置的泵房中，那些正在生锈的机器成为开发失误的又一个例证。
在乔布拉村，我召集当地农夫与佃农开了一个会。我提出做一项试验，我们都加入一个名为“新时代”（Nabajub）三方共享农庄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土地拥有者的贡献是，让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们的土地，佃农的贡献是他们的劳动力，而我的贡献是，提供运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费用、高产稻的种子费用、肥料费用、杀虫剂费用和实用技术知识。作为交换，这三方中的每一方（农夫，佃农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开始，村民们对我的提议持怀疑态度。管井者操作者与农夫之间积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计划。有人争辩说，付给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尽管我主动提出由我来承担所有可能的损失，我的提议还是没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一周以后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损失。他们事先不必付任何费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种子和杀虫剂，而只需同意将他们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穷苦的佃农们热情地欢迎我的提议，那些日子过得相对好一些的农夫们则勉强同意一试。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夜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忧会出什么岔子。每周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访那些农夫，并和我指定的四个学生“小组负责人”和我的十三人顾问小组一起正式开会，讨论肥料、灌溉、技术、储藏、运输和销售等各类问题。
头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结束。农夫们很高兴：他们根本没花一分钱，还获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于一些农夫没有按承诺将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我赔了13000塔卡。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设法在从未在旱季有过产出的地方收成了庄稼，这些土地长满了绿油油的稻子。没有什么如同农夫们收割稻谷的景色这样美丽，这景象温暖了我的心。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一部分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3）
但我还是有一些忧虑。三方共享试验的成功突出了一个我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劳动力来把稻米从干穗上脱粒。把这种不用脑子、让人厌烦的工作交给最廉价的劳力：那些走投无路、濒临乞讨的赤贫妇女。这些穷苦的妇女一连几个小时用双脚将稻米脱粒，紧抓她们面前墙上窄小的墙檐，以使自己保持直立。25到30个妇女整天持续这种不停扭曲的动作，用她们的双脚扭缠着稻穗，来将稻子脱粒。清晨，她们会飞跑去上工，抢占靠墙比较舒服一点儿的位置。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脚，一天十小时做着枯燥疲倦的动作，只挣40分钱！这些妇女中许多是守寡的，离婚的，或是被遗弃还带着需要抚养的孩子的，她们穷得连佃农都当不上。她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任何希望。她们是穷人中最穷的。我看得很清楚，一个农夫越富有，他从我的三方分享农作的试验中所得的越多；一个工人越穷，得到的收入就越少。“我们怎么会因为你的三方共享农作感到高兴呢？”一个妇女对我说；“干几周的脱粒之后，我们就失业了，也就再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她说得对。如果有经济来源去买脱粒机自己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