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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我终于梦想成真，可以和他们一样去驮盐。不过严格说来，我是接受生产队的任 务才走上驮盐大道的。我要去驮盐，这无疑是令人兴奋的，这表明我已不再是一个孩子。更令我骄傲的是， 姑娘们再也不会把我当成一个孩子了。
出发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不过与不同于私营时期，像准备鞍具、缝补盐袋、整理拴牛绳等活儿都是爸爸在生产队部替我完成的。盐人自己要准备足够两三个月吃的食品。其中最繁重的活儿要数磨青稞面。在西藏牧区，这种活儿多半都是由妇女来完成，所以磨青稞面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妈妈身上，但一有空闲，我也帮妈妈磨自己享用的糌粑。每当这个时 候，妈妈总爱说：“孩子，别磨糌粑了。你小小年纪，能驮得动盐包吗？这生产队也真是的，干吗让上学的孩子去驮盐？”这么一来，我惟一为自己做的事情是缝制了一双选料 考究的长筒藏靴。虽然在做工方面还有很多遗憾，但穿着自己裁缝的靴子，心里别提有多得意。
临出发前，爸爸赶紧给我传授很多驮盐的技术，包括驮子如何打包，如何装卸牛背上的货物，以及在湖中采盐、背盐的技巧。还教我怎么合理安排每天的伙食等等。 人民公社时期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派出精干的驮盐队到盐湖采盐取盐。我们队由六人组成，同用一顶帐篷。虽说都是清一色的牧人，但仔细说来，每个人都有一段讲不完、理不清的故事。
我的搭档是我们家的老邻居单增班典。单增班典跟我以伙伴相称，其实他跟我爸爸才是同 一辈分的人。他原是拉萨著名的色拉寺杰扎仓的僧人。杰扎仓每隔三年选派三至五名僧人到我们部落从事民间佛事。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单增班典就地获得解放，就跟当地一女子结成夫妻，结束了清高、轻松且受人尊敬的僧侣生涯，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牧民。作为 一个世俗家庭的主人，就要承担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自然要加入驮盐的队伍啦。
还有一位老者叫加日。人们当面称他为加日叔叔，可是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豁嘴加日。其实加日并不豁嘴，起这个绰号有两个原因：其一，他长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大嘴；其二，他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积极参与者，为此曾蹲了三年的牢房。所以，用“豁嘴”这个绰号来称呼他意味着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平时，豁嘴加日坐在帐篷靠门的位置，他的言论和行为会受到别人的严密监视，对人对事不能妄加评说。惟独我是他的知心人，倒不是因为我 跟“反革命分子”贴了心，而是对他来说我只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小孩。
为保持驮牛的体能，驮队需要一边赶路，一边放牧。放牛要以帐篷为单位，两个人为一天轮 流去放牧。每当加日轮到跟我一块儿放牛，他就可以获得一天的言论自由，可以发表一些 不十分敏感的政论。他评说人民公社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公社公社不都是以公为家的吗？一家人还有经常闹矛盾的时候，这么多人在一口锅里吃饭，不天天熬粥就算大幸了。”听说他年轻时候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辩论家，相当于现在的律师。他曾跟一位部落头人前往那仓地区（今那曲尼玛县）打赢了一场官司。他的口才极好，有兴致的时候，可以用一连 串的成语和典故来表达他的全部观点，真可谓妙语连珠。但眼下他对官司啦、政治啦都没有什么兴趣，只希望跟着驮队了此一生。他说：“只要让我摸着牛的尾巴跟着驮队就 是人生一大乐事，别无他求。”这也许是藏北男人普遍的人生观或对生活的一点点要求吧。
驮队中，另外几个都是我们队里的普通牧民，而我是一个还在一所小学上学的学生。 当我们驮着全村人一年的希望，疲惫而又骄傲地返回家乡时，我的同学们返校已有二十多天，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一种无法弥补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不过，不久希望又奇迹般的出现了。学校捎来一封信——先是对我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建议家长和生产队，尽快把孩子送回学校。这次爸爸充分发扬了民主，征求了我和妈妈的意见。
妈妈当然是我最忠实的同盟者和最可靠的后盾。于是，我又获得重返学校的机会，这对我来 说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
很多年之后，我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认识了文学界的老师和朋友。由于他们的影响和从小受 到《格萨尔王传》《尸语的故事》等民间文学的熏陶，我这双从小拿牧鞭的手开始笨拙地握笔抒写我的草原、我的童年和驮盐的故事，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今天，西藏热还在升温。蒙在西藏面容上的神秘面纱半敞半闭，西藏像一位羞羞答答的新娘，尤其诱发了文艺界、影视界对她的兴趣。一时间，西藏成为纪录片和纪实文学的风水宝地。中央电视台驻成都军区记者站的导演谭湘江是西藏的发友之一。他对藏北的 驮盐曾有过一些道听途说。当他面对一位曾是牧人去驮过盐，而今勉强跻身于文学圈里的我对驮盐的一番真实描述，无法按捺激动的心情，决定对驮盐进行跟踪拍摄。
于是，我再度踏上了回乡与驮盐之路。
第二章 格桑旺堆的驮队行进在日趋萧条的驮运路上驮队出发之前
我们牧民管驮牛叫“凯”。在很大程度上驮牛所扮演的角色是运输工具，每年的任务除了完成春季驮盐和秋季去农区交换盐粮这两次长 途驮运，其余时间都被放在山上，以便养精蓄锐，恢复体力，不必像其他家畜那样每天放牧归圈。放在 山上的驮牛也有走失、被盗或有体弱多病的被狼吃掉之类的意外发生，但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让人牵肠挂肚的事情，牧家男 人们每隔几周骑马轮流去巡视一次，也就算万事大吉了。
牧民所有的生活都来自牛羊，在牧民的价值观念中，牛羊占有重要的地位。判断一户人家的 贫富，就是以他家门前的牛羊多寡为标准。由于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牧民便不知道自己为谁而生为谁而活。于是，我们的很多人就不明不白地成了牲口的奴隶。 那曲地区比如县布龙乡十一村村民欧居家养了七百多头各类牲畜，应该说是一户富裕的牧民。但是，由于居住在远离乡镇的崇山峻岭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占据头脑，不论居住条件、生活方式都没有任何改变。这种例子在藏北牧民中不胜枚举。牧民们尤其怜悯牲畜，在长期的 饲养牲畜中，同牲畜结下深深的感情。一个出色的牧人可以说出他所放牧的几百头羊的名字，可以辨别每头羊的不同之处，也因此舍不得宰杀牲畜，天天抱怨自己，为了养家糊口而致使许多无辜的生命成了刀下鬼。
春季绵羊产羔高峰期刚过，男人们打点好自己的行装，几乎倾巢而出，把山上的驮牛 往家赶。驮牛们在主人的吆喝声和飞来飞去的小石块的催促下，不紧不慢地来到各自主人的房前，它们似乎明白，将要开始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这天，五村每户人家房前都多了一个拴牛地线。这种拴牛地线是用牛尾毛捻成的两股平行的绳子，每隔两米装了一个拴牛的环扣。根据每户驮牛的多寡而设定地线的长短，一般一个盐人要管二十五至三十五头驮牛。
格桑旺堆家有四十多头驮牛。他在房前钉了凹字形的地线，另一边是留给他的搭档 ——日地。日地是保吉四村的人，跟格桑旺堆家有点沾亲带故。不过格桑旺堆去驮盐；请日地作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考虑到日地家只有四头驮牛，人手绰绰有余 。所以格桑旺堆可以把自己超出的驮牛请日地负责，付给对方适当的劳务，这事实上是一种雇佣 关系。
仓诺布家有二十三头牛，顿加钉的地线是一个三角形，另一半留给索加的驮牛。两个人 的拴牛绳钉好后，便变成内外两层头对头的牦牛方阵。
在牦牛部族里自有其严密的等级关系，因此拴牛要严格按等级来做。这种等级完全是 驮牛们靠顶架顶出来的。盐人根据观察和了解已经心知肚明，会把驮牛按它们的等级顺序一一拴好，这样就会秩序井然，否则要惹出麻烦。当然这当中要是一头富有造反精神的牛打 败了它的上级牛，盐人要随时调整拴牛顺序，以保持驮牛方阵的秩序。
男人们唱着由劳动号子演变而来的拴牛歌拴完了各自的驮牛。 顿加开始备牛鞍，口中始终念念有词。这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看来，念经煨桑这类
带有宗教色彩的事好像都是老人们做的，没想到才二十一岁的顿加，也能如此有章法地念 起《祈请财神经》。顿加的母亲手擎冒着浓烟的煨桑，绕着牦牛方阵和穿梭于牛群中间的儿子，祈祷不止。
雍措收起终日合不拢嘴的笑脸，也在绕着格桑旺堆和自家的驮牛进行煨桑。我听不清楚她念的什么经，但是毫无疑问，她是在祈祷她的公公和驮牛们一路平安。盐人们还要为自己喜爱的一头驮牛或领头牛打扮一下。仓诺布为花色的驮牛钉了一对用牛毛制成的红色耳坠，又在 一头黑色驮牛的鬃毛上缝了一块红布。格桑旺堆家驮牛们的鬃毛上也多了几块红布，其中有一块是印有风马经文的幡旗，这也许更能体现格桑旺堆的为自己的驮队消除灾难平安返回 家的愿望。
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还黄灿灿地挂在凯索神山上。
村庄里香火缭绕，幡旗翻动，若有若无的诵经声，似乎传到了远方的盐湖。
第二章 格桑旺堆的驮队行进在日趋萧条的驮运路上春雪为驮队送行
夜色仍然很浓，凯索山上刚露出一丝浮白，牛粪火的烟味已弥漫了整个村庄。
昨夜的一场春雪，把草原深处的村庄打扮成一位鹤发母亲，这令我们的导演喜出望外。 盐人们吃过早茶，拎着食品褡裢走出家门，给驮牛装上行装就出发了。全村所有的人都出来为盐人们送行。
“祝爸爸，采盐好！”“祝妈妈，在家平安！”格桑旺堆老两口彼此以孩子似的口吻相互道别。
“祝爸爸，一路平安！”“祝爷爷，采盐好！”格桑旺堆的儿媳、儿子、孙女也纷纷说着祝福的话一一道别。
驮牛往前走去，人们说着这些离别的祝词并致以亲昵的贴面礼。格桑旺堆有些着急了，尽管 他还要一个一个地祝，却已省略了祝词前面的称呼，好像这样能缩短道别的时间。
努地把桑多送到村口，老远喊声：“祝孩子们，采盐好啊！”以此来显示作为家长和父辈的威严风度，同时也表现了他对驮盐的不以为然和对儿子们凯旋归来的自信。但是，他为格桑旺堆送行时却热情地行了贴面礼——这样做既有礼节的意思，也表示对格桑旺堆的尊敬。对牧人来说，驮盐只是每年必须进行的一种生产性劳动，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过。现在世道平安，关于土匪的故事，则是留在老人们记忆深处的老皇历，因此送行 时没有难舍难分的场面和依依惜别的凝重。
没有美酒，没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