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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东道主每次宴请的时候都热情碰杯，格鲁吉亚的一位朋友还解释说：“这里有一个讲究。我们说酒这个东西，看得见、闻得见、也尝得着，但是没有声音，听不见。碰杯以后就完全了，能见、能听、能闻，全有了！”
美国人忌讳无意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身体的触碰。哪怕是极轻微地挤撞了一下别人，双方都会主动地同时说一声“请原谅”。苏联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飞机的时候我几次被人拨拉过来拥过去。
美国的一位中年汉学家对我说：“正是六十年代，美中关系极度恶劣的时候，美国政府特别重视汉学家的培养和使用，不惜重金资助。现在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正常，我们有些学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我开玩笑说：“为了帮助你们，是否需要建议中国政府把美国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时开怀大笑说：“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
而苏联的一些汉学家见到中国客人时说：“我们还是友好吧，不然，我们要失业了！”
原来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开对外政策不谈，在访问了美国又访问了苏联以后，我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各有一套，互相挖墙脚，双方有空子就钻，而又争分夺秒地相互竞赛，各不相让。这当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威胁，却也包含着相反相成相对相促相挑战相应答的某种合理性。
当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好，那样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全无是处。它的不完美说不定正是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呢。
访问西柏林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电影和反间谍小说，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写成魔窟。赫鲁晓夫则称西柏林为“毒瘤”。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们驱车到海边欣赏大西洋，大西洋浪涛滚滚，颜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诗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战争狂人”。
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车经捷尔任斯基广场，在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铜像后面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大楼无甚奇处，正在修缮，楼外搭满了脚手架。我马上想起了法国影片《沉默的人》，那些关于“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
不是故意煞风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识流。沧桑也是一种财富，而开放与交流将带来新的清明与充实。幽默、困惑乃至伤感之中，将有一种新的满意。
在我的一篇小说中，可怜复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愿望其实充满了普遍性与现代感。
苏联城市的威严面貌还在于你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大量警察和军人。
特别是在莫斯科，在我们居住的俄罗斯饭店附近和红场、克里姆林宫一带，在塔什干，在我们居住和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电影之家、列宁艺术宫一带，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单个的，常常是三五个、七八个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标致而精悍的小伙子，服装整洁笔挺、领带打得认真，举止有风度有礼貌。没有看到过警察呵叱群众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风度稍差，我看到过他们在街上暴着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间相互叫喊，并不是喊老百姓。
电影节配备的翻译中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而电影节每天的活动常常要进行到深夜。我们曾经问一位英语翻译：“每天这样晚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安全吧？”
访苏心潮访苏心潮（8）
她笑着说：“没事，哪儿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参加电影节的外国代表团成员乘坐其他设备都好、只是没有空调因而闷热不堪的高级旅游轿车出行的时候，前面都有一辆三轮摩托——两位警察开路，后面跟一辆救护车。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开绿灯，其他车辆行人自动两边避让。参观撒马尔罕的时候就更加威风凛凛，外宾们乘坐着十几辆大轿车，另有一辆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街道两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如果是外国元首来访，加强保卫加岗增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多少引发了一些我对塔什干、尤其是对撒马尔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听到谁谁到苏联留学或者访问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羡慕得流泪。
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开始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写作，我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我有可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这个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议、也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不敢、更羞于认真想下去。
三十年后我真的到了苏联，竟也真的和《青春万岁》有关。《青春万岁》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正式演出。
而我这个并不怎么懂电影、也没有认真领会过苏联朋友动辄提起的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论断的人，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来到苏联的。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萨特阔》。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萨特阔》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杀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一位女汉学家与《青春万岁》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也按照她们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莫斯科—北京》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的复印件（上面有歌词的汉译）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么？”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也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显出既欣慰又纳闷不解的神情。
还有人问，你们现在还读马列著作吗？有的人干脆问，你们是不是还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也许觉得哭笑不得，却反映了一种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而又无法自解的逻辑模式，当然，也反映出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多么不翔实。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大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国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编译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列宁全集》新版本，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回答使他们感到惊奇费解还是他们如此提问使我们费解惊奇。
也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肯定回答以后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却没有那么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觉得苏联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孩子气些。他们是习惯于接受那种简明教科书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们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脑皮层日益细密繁复的现代成人为主组成的现今国际社会，解不下（读“该不哈”，这是一句陕西方言）它的多线、多面、多向、多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恼人的复杂性。
但是他们的自我感觉大多很好，他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间技术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过苏联的我国同志告诉我，如今苏联的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礼貌都大有提高。
苏联有一个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也许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政府。比如说一个作家，在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后立即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待遇乃至供应。我们至今有轻视表演艺术从业者的旧习气，但在苏联，一个名演员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这些身份都是极大的荣誉。在我们下榻的俄罗斯饭店的东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顶大楼，其规模几乎与莫斯科大学媲美，被称为“艺术之家”。用我国六十年代的名词来说，那是给“三名”“三高”们居住的高级住宅。我们也看到过苏联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办公楼与住宅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