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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妙的还是他们的语言，去塔什干前我在新疆的朋友和民族出版社的朋友帮助下做了些准备。把大部分维吾尔语单词中的前元音变为后元音，把一些弱化了的辅音还原回来，再更动一些词，差不多就完成了从维吾尔语到乌兹别克语的过渡。当我到达塔什干，听到当地居民用我所熟悉的语言交谈，而我常常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与他们攀谈的时候，当实践证明我有足够的与他们通话的能力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啊！也许他们听着我的口音觉得有点怪，就像河北人听陕西人讲话似的，但毕竟可以直接交流思想感情了啊。所以，在去撒马尔罕的旅游专列上，老列车员马上称我为“自己人”“兄弟”“我的朋友”，还多给我们换了一壶新茶，与我一见如故地推心置腹地大谈家常。在撒马尔罕，有一位苏方的翻译陪同人员，在我与他用当地民族语言交谈之后，他拍着脑门惊呼：“我从来没有这一个念头——一个外国人会说乌兹别克话！”
而我，也就踌躇满志，沉醉在乌兹别克…维吾尔语的交谈里，甚至忘记了这是在异国他乡。这也使我更加坚信，不管还有多少困难、险阻、危险，中国和苏联的人总是能找到自己的共同语言的。
至于当地的维吾尔人，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当地的维吾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几乎感觉不出与到新疆我的朋友诗人铁依甫江或克里木·霍加家中作客有多少区别。最微妙的还是他们言谈举止的那种“劲儿”，特别是镶着金牙的胖胖的女主人，她的微笑、眼神、头部颈部的摆动与角度，以及手势、声音、语气，都与我在新疆十六年间烂熟了的乌鲁木齐的或者喀什噶尔的或者伊犁的女人毫无二致，见到他们，真有他乡遇故交的亲切感。
更何必说那摆在长条桌上的馕饼、拉面条、抓饭呢，那是没有国籍也没有国界的。我觉得金色的、中间薄周边厚的圆圆的馕饼正是人民的纯朴、友谊、万国一家的象征。不过这里很少有新疆的那种用盐水和着胶泥和细羊毛砌成的土炉（俗称馕坑），这里的馕饼多是在洋铁制的烤箱里做成的，它更干净些，而新疆的馕饼虽然不免沾一些土，却更香酥地道一些。至于新疆称拉面为“凉面”，这里称之为“拉个面”，全是来自汉语。
撒马尔罕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它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是我们的丝绸之路的北路经过的一个城市，是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更是一个大旅游城市。
因为它相当完整地保存着一个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伊斯兰教建筑群，电影节组织者招待我们到撒马尔罕来参观。一到撒马尔罕，便看到了那巨大的圆拱桃形（顶部突起一个尖）的屋顶。它立刻使人想起了悠远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想起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地多彩多姿。
不论是在十五世纪建成的铁木耳陵，还是十七世纪建成的特尔拉·哈里清真寺与附属的经文学校，这些建筑的外貌与内观都使人咋舌惊叹。一方面，它非常宏大，既高耸又开阔，代表着当时的撒马尔罕人对上苍、对安拉的崇拜，代表着一种庄严、巨大、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气势。一方面，它又非常细腻，通过建筑结构形成了雕饰，又通过绘制描画出了种种花纹。紫色、金黄色、翠蓝色的工笔细描，留下了蛛网状的、菱状的、细腰花瓶状的、花朵状的、环状与链状的一丝不苟的花纹图案。特尔拉·哈里清真寺大门上方左右两角，还画着两个黄色的豹子似的兽，在兽的脊背上是两个肥胖的人头。这两个兽与人头，使我联想起在墨西哥访问时参观过的古代玛雅人的文物。
比这些画图与花纹更多的纹路则来自古阿拉伯文——《可兰经》经文文字的交错与变形。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抽象艺术。我相信这些似字非字的符号包含着一定的宗教内容——大致不会超过《可兰经》的范围。符号是人类的智慧所创造的，但人类欣赏、沉醉于乃至崇拜信仰符号。人这种生灵可真有趣。
这些古代建筑物的屋顶的外貌使我常常想起乌兹别克人的赛拉——缠头的布，很可能他
们的屋顶与当时人们的头顶有某些相通之处。
我也想起莫斯科的众多的教堂屋顶来。当然，莫斯科的教堂是东正教的，二者的宗教、民族属性完全不同，但二者建筑风格要比例如撒马尔罕的清真寺与欧洲的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堂的建筑风格接近一些。
撒马尔罕的建筑是古老的，但也不乏新建筑，像苏军烈士纪念馆、城市历史博物馆、哈穆札剧院与瓦列蒂剧院、乌鲁克拜克雕像等等，但总的来说这里古老的气氛是太浓烈了，现代的建筑实在难以超越它。这座城市更像一个博物馆。汽车经过撒马尔罕的郊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农民的住宅，则大多还是一些简陋的土房子。
但撒马尔罕的人给我的印象相当年轻。他们载歌载舞地举着大馕欢迎和欢送我们，他们显得诚实、听话、单纯。
尤其难忘的是在列宁集体农庄举行的露天宴会。树阴下，小溪边，长桌一个连着一个摆了半里地，大家无拘无束地说笑着、吃喝着。我与来自列宁格勒的英语翻译阿那托里坐对面，碰杯之后我一口气干了一杯伏特加，阿那托里高兴地搂住我，吻了我三次。他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样子真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片里的好兵帅克。
宴会举行了三个多小时。坐得太久了也会疲劳，我中途悄悄离席散步，碰到了农庄的庄员们，当然，我又大显身手了——与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当他们知道我更擅长维吾尔语以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农庄的几个维吾尔小伙子。我们一见如故如亲，我如何说明解释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不是维吾尔人而是汉族人。因为在俄语中汉与中国是一个词，我解释我是汉人，听者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的维吾尔人。”这几位农庄庄员非常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别人，“瞧，这是我们维吾尔人，来自中国！”他们把他们的花帽给我戴，把他们的长柄大唢呐（称卡那）给我吹，并与我一起合影留念。
我在塔什干呆了十天，在撒马尔罕过了一个白天。时间是短暂的，广泛地接触也有各种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困难——例如，戒心。但塔什干与撒马尔罕毕竟不使我觉得陌生了，尤其是那里的人民和文化。
在旅游画册的英文解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塔什干是和平和友好的城市，是林阴大道、公园和喷泉的城市，是好客和慷慨的城市。”在塔什干，还有一条标语：“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看过那里的城市和人民，我并不怀疑这些介绍和标语口号的真实性。我相信各种障碍和壕沟终将被历史的潮流冲决和填平，我们和塔什干、撒马尔罕以及阿拉木图、伏龙芝、杜尚别、阿施巴罗德这些城市的交流和往来将会得到更好的恢复和发展。我寄希望于将来，我还要加紧维吾尔…乌兹别克语的深造。
大馅饼与喀秋莎大馅饼与喀秋莎（1）
吃饭中间，尼娜把喀秋莎叫到我们面前，宣布说：现在的节目是由喀秋莎唱《喀秋莎》。
喀秋莎开始唱的时候略显羞怯，于是尼娜帮助她唱，我们也哼哼着，应和着，手和脚打着拍子。
一个闪光的铜制浮雕牌。那是一艘欧洲式的古老的帆船，大大小小重叠着七个帆。由于饱满的大洋上的风，顶部的方形的帆被吹成了蝙蝠的样子，两翼鼓涨，意在腾飞。几条曲线代表着起伏的波浪，龙身一样的花纹代表着船身。在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天方夜谭》组曲伴奏声中，帆船开始了航行，震摇，浮沉。左上角是一颗四角星，星光闪烁了，下部的几个大帆金光耀眼，上部的小帆离开了船，化鸟凌空而去。
这个浮雕铜牌是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送给我的礼物。九月上旬，谢尔盖·托罗普采夫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娅参加苏联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团体到中国来访问，把这可爱的生日礼物捎给了我。
托罗普采夫还用毛笔蘸着红墨水用中文给我写了一首“诗”：
前半辈子骑瘦马，
后半弹起冬不拉，
海的梦呀不太晚，
乘风扬帆到天涯。
外国人写的中文诗，难求完整雅驯，其情意却是真挚可感的。诗的前两句出自拙作《杂色》，第三句出自拙作《海的梦》，最后一句大概就是指他送给我的帆船了吧。
这使我想起在莫斯科托罗普采夫家度过的那个美好的晚上。
一九八四年三月，从我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岗位上归来的王德胜同志带给我一封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的信。这位我未曾谋面的苏联汉学家在信上说他很喜爱我的作品。他说，苏联的读者将能够很好地理解我的作品的内容。他还说，他最喜欢我的中篇小说《杂色》，他说，如果他写小说，他也将这样写。
随信，捎来了苏联出版的《当代外国文学》等两本杂志，杂志上有他写的评介我的作品的文章。
王德胜同志介绍说：托罗普采夫正在废寝忘食地翻译你的作品，以至他的妻子抱怨说，托罗普采夫最爱的人并不是她。
其情可感！我给他回了信，并告诉他我即将去苏联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消息。
在五一节到来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祝贺节日的卡片，他邀请我到莫斯科后，去他家做客。
经过多年的隔绝，莫斯科的友人来信给人一种沧桑感。大概还有别的“感”。
我曾经说过，当我试着表现“百感交集”中的若干感而不是只表现“一感”的时候，就要被认为是“意识流”了。但是关于莫斯科、来信、节日祝贺卡片，即使用“意识流”手法也觉得不够用。
五月二十日莫斯科时间中午一点半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前来迎接的我国使馆的同志告诉我：托罗普采夫到机场来了。
费了好长时间办完了入境手续以后，进入候机室，我见到了他。高高的身材，一身白色西服，宽宽的橙黄底色加淡紫色斜纹领带。宽大的额头，微微有点歇顶，长方脸，细长的眉毛，鼻梁比较长，下唇微微凸出。他的脸上含着笑，那是一种相当朴素的、应该说是谦恭和富有耐性的笑容。
“我是托罗普采夫。”他一说中文就显得紧张和吃力。在信上，他写的汉字相当不错，文句更是通畅无误。
“能不能到我家里去作客？”他结结巴巴地问，期待着回答。
直到这一天的晚上，才在电话里确定了去他家的时间。他一再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
他的样子文雅、谦逊，我要说，还有热诚。他说中文的窘迫样子却令人难受。甚至躺到床上以后，我的脑海里还一再闪过他的用力说话的“画面”，我替他觉得吃力。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六点钟，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还有我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张敏鳌同志一起来到了他的家。是那种我们常见的单元式楼房。三间屋，都是十二到十四平方米大小，不算宽裕，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