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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见的是形，看不见的是势。定计是靠形，用计是靠势。
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5）
关于“势”，后面还要讲。这里只有一句话，“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利”就是上面讲的“计利”，就是计算的优势。“权”本来是秤砣，古人说“权衡”，“权”是秤砣，“衡”是秤杆，用作动词，就是掂量轻重。“权”指权变，就是从加权平衡、调解力量分配一类含义发展而来。它的意思是发挥优势，制造机变。势的变化，都是因应敌情，随时随地调节，没有固定内容，这是它与形不同的地方。
然后，作者说了一句话，“兵者，诡道也”。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诡道”不仅是“势”的特点，也是“兵”的特点。兵不厌诈，是典型的中国智慧。但诡诈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克劳塞维茨讲战争，他也承认，战略一词，从语源上讲，本来就与诡诈有关。
西方的军事传统，比我们有贵族气，但战争不是贵族决斗，扔白手套，鲁迅说的费恶泼赖（fair play）。现在，美、英等国的政治家说，恐怖分子是胆小鬼，不敢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跟他们决斗。开玩笑。恐怖分子粉身碎骨当肉弹，怎么还胆小？李敖说，大卫胜哥利亚，就是使用暗器（投石器）。
其实，兵法的产生，和兵不厌诈直接有关。弱者不择手段，用糙招，这是战术，不是道德。兵法是什么？是项羽想学的“万人敌”（《史记·项羽本纪》）。“万人敌”，不是决斗，不是打群架，而是政治集团间的殊死搏斗。这种艺术，它的产生，首要前提，就是要打破贵族传统：什么招儿都能使，什么道德都管不了。
中国的贵族传统，崩溃特别早，基本上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兵法，就是产生于这一时代。比如《左传》，它有一条凡例，叫“皆陈曰战”，即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这样的战斗才叫“战”。如果敌人没有摆好阵势，只能叫“败某师”，不配叫“战”。“战”都是双方摆好阵势，不用“权谲变诈”，“坚而有备，各得其所，成败决于志力”（《左传》庄公十一年、僖公二十二年及其注疏）。这就是贵族式的战法。
贵族战法，宋襄公是典型。他是商王的后代，老牌贵族。宋、楚在泓水上打仗，楚军人多，宋军人少，司马子鱼劝他，何不趁楚军半渡未陈，发动突然袭击，他不听。半渡，他不让打；没摆好阵势，他不让打；非等楚军上岸摆好阵势再打，干等着挨揍。结果是，他的大腿让对方砍了，伤重不治，身死兵败，为天下笑。当初，他不听司马子鱼劝，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些道理，其实是贵族的老礼儿，比如《司马法·仁本》，里面有“古者司马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它讲的“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其实就是“不鼓不成列”；“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其实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比较文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唐吉诃德”，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和司马子鱼的争论，是时代性的争论。《荀子·议兵》篇，记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辩论，还是争这一问题。荀子最推崇，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比它差一点，是春秋时代，由齐桓、晋文代表的霸者之兵；最差，是战国的“盗兵”，即临武君推崇的“攻夺变诈之兵”，如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但荀子反对的东西，正是当时的潮流，也是后世兵法的正宗。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也接触到这个话题。他说，成濮之战前，舅犯（即咎犯）主张用诈，雍季（即公子雍）反对用诈，晋文公用舅犯谋败楚，归而论功，雍季在舅犯之上。舅犯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战国兵家，大家有共识，庙堂之上，我是谦谦君子，战阵之间，却不厌诈伪。不合规矩，现在反而是规矩。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兵不厌诈”一词的出典，《史记·田单列传》索隐、《北齐书·高隆之传》已经使用这个词，明清小说，更为常见，现在是成语。春秋战国，礼坏乐崩，贵族传统大崩溃，本来意义上的贵族，秦始皇是最后一人。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中国历史新纪元。但项羽是贵族，刘邦是流氓，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才是贵族传统的句号。
《孙子》尚诈，除这一句，还有《军争》篇的“兵以诈立”。上面说，宋襄公反对“半渡而击”，但后世兵家，说法相反。《孙子·军争》说“令半渡而击之利”，《吴子·料敌》也说“涉水半渡可击”。“兵不厌诈”，是军事学上的大革命。
下面的话，都是讲“诡道”。
我说，形是看得见的东西，势是看不见的东西，但它们并非各自独立，毫不相干。形是摆在前面，势是藏在背后。摆在前面的东西，还是有形可睹。比如这里讲的“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毛泽东称为“示形”。“示形”，就是制造假象。它是势的表现。摆出来的样子，是伪装。伪装也是一种形。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春秋晚期，吴国采用类似的战法，“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逗楚国玩。“亟肆以罢之”，是趁敌不备，不断骚扰他。你不留神，我就来；你一注意，我就跑。来回来去，溜你涮你，让你疲于奔命。“多方以误之”，则是千方百计，引导敌人犯错误。春秋晚期，南方各国，楚为大，伍子胥叛逃，给吴国支招，让它派三股部队，轮番骚扰，把楚国折腾得够呛，最后，破楚入郢。这种战术，弱者对付强者，尤其有效，很像苍蝇、蚊子，白天黑夜骚扰人。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是名言。它的特点，就是处处跟敌人拧着来，变着法儿地让对方不痛快。打仗这件事，就是成心跟敌人找别扭，敌人怎么难受怎么干，专门在他预料不到的地方，专门在他预料不到的时间，使劲收拾他。这里的“无备”和“不意”，很重要。因为再好的计，也要取决于对方。
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6）
最后，作者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庙算结果，固然是常数，但用计却无成法，一切全靠临场发挥，随机应变。随机应变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事先传授。战争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综合较量。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一念之差，结果可能完全改变，就像足球赛，很难预测。军事家讲大实话，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最像赌博。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军事，凡是可以讲可以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真正管用的东西，又没法讲没法学。一定要放在纸上谈，只能讲原则的东西。即使谈变，也是谈变中之常。
上面两段，相映成趣，定计有确定性，用计没有确定性。我们到底能够确定什么，这是最后一章要讲的问题。《孙子》一书，特别看中变幻莫测、流动不居的东西，但它讲话，总是先常后变，先正后奇，所以下面还是回到庙算本身，把最需要确定的东西先确定下来。
【1．4】
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庙筭”即庙算，庙算就是计。筭，音suàn。“庙筭”的“筭”是计算，“得筭”、“多筭”、“少筭”、“无筭”的“筭”是算筹。原文讲得很清楚，庙算是在“战”之前，这就是“先计而后战”。战以前，事很多，第一是征兵，征兵员，征车马，征粮秣，这种制度，古人叫“军赋”；第二是建军，即按营兵布阵的需要，把征调上来的兵员分为军旅卒伍等各级编制，设官分职，配备各级军吏，统于将帅（这两条也可算作一条）；第三是养兵，让士兵有衣穿，有饭吃，建立各种后勤保障；第四是治兵，即用金鼓旌旗和徽章，建立指挥联络系统，利用农闲，借助田猎，校阅士卒，教民习战。这四条属于长期备战。临战，也有四件事，第一是庙算，即用算筹，比较敌我，预测胜负；第二是卜战，即用龟策，占卜吉凶，去犹豫，下决心；第三是拜将，即选择将帅，授命专征；第四是授甲授兵，即把国家武库中的车马兵甲发给军队。这四条属于紧急动员。这里只讲庙算。
庙算是计，也是谋。古代的谋分好几层。治国、用兵，合起来讲，这样的谋最大。比如《六韬》，就是两者都讲，也叫“阴谋”。其次，是庙算。庙算的谋是“权谋”。权谋是用兵的谋，战略层次的谋。还有一种，是用于实际战斗的谋，即“形势”家的谋。《孙子·谋攻》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庙算之后，野战、攻城之前，还有外交战。今天也是这样。美国发兵伊拉克，五角大楼先进行庙算，主意定了之后，要进行穿梭外交，到各大国和联合国走动。古人把庙算决胜叫“庙胜”，说“庙胜之论”先于“受命之论”、“逾垠之论”、“深沟高垒之论”、“举陈加刑之论”（见《尉缭子》的《战威》、《战权》），即先于拜将受命，先于率师越境，先于修筑工事，先于列阵交战。任何战争，都是为了胜利。任何胜利都是积小胜为大胜。庙胜就是设想中的大胜，这是第一步。庙胜之后，才有其他各步。
《计》篇的主题是庙算。定计是庙算本身，用计是庙算的延伸。最后一章是总结，还是紧扣这个主题。庙算很简单，全看实力。一般说，得算多的必定战胜得算少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第三讲 （始）计第一《战争论》笔记：全书结构和警句名言（1）
附录
《战争论》笔记之一：全书结构和警句名言
——与《孙子》比较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特点是理论性强。前人把它看作一部古典军事哲学。此书带有19世纪的特点，德国人的特点。黑格尔生于1770年8月27日，卒于1831年11月14日。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6月1日，卒于1831年11月16日。他比黑格尔小10岁，但死于同年同月，只比黑格尔晚两天。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是染霍乱而死，他们都是死于霍乱。两个人是同时代的人。20世纪不同，学术专业化是主流，无所不包的大体系式微，后来的读者，往往不太重视他们的哲学思考。
兵书的读者是军人。军人对哲学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他对军事的具体论述。战争是个充满概然性和偶然性的领域，军人依靠的是快速反应和判断力，他们对所有貌似规则的东西都不太相信，认为把不确定的东西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