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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会议召开之前，我已抵达博茨瓦纳，开始对南部非洲六国的访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在访问途中，特意从博茨瓦纳转道伦敦，于7月30日中午飞抵巴黎。
当天下午，我就会见了会议东道主法国的外长迪马。一见面，我就严肃地问他：你在议会上宣布不会见中国外长，我是中国外长，你是不是不该见我？接着，我又指出，在这场反华浪潮中，法国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文明，也最不讲礼貌。这从过境法国的中国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马有些尴尬，只好表示道歉，说他说的那些话是应付议会和舆论的，请不要在意；又强词辩解说，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动，不是出于反华，而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因为中法关系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应激烈了点儿。说这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后来，迪马陷入了法国售台武器的丑闻，不知他又会如何自辩？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大国外交
1989年7月31日，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如期在法国巴黎召开了。
我在巴黎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发言，中心的意思是：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出兵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实行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一是外国军队必须在国际监督下完全撤出；二是撤军后柬埔寨要保持和平，防止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不谋私利。如果国际会议达成协议，中国将同有关国家一道承担义务，停止对任何一派的军事援助，并尊重柬埔寨未来自由选举的结果。
会议召开前，美方提出国务卿贝克希望在会议期间与我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和巴黎会议的有关问题。当时，美国正在加紧制裁中国，生怕这次会见引起国内媒体的责难，因此提出会晤限于小范围，而且，要确保内容不对外泄露。
在和贝克的会见中，除了中美双边关系问题，我们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贝克表示，双方在会议上的合作，不仅表明两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一致，也说明美中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战略利益，希望两国一道对柬埔寨问题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他还提了三个问题：中国可否向波尔布特等人提供庇护？希望中国考虑停止对“红高”的军事援助；美国希望保证柬埔寨难民在遣返时有选择的自由。
对美方所提的三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民柬方面没有人向中方提出过庇护的要求；越南全部撤军、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承担停止军援的义务；难民事务是柬各方与泰国之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
在会议期间，我还会见了11个国家的外长，其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梅杰、日本外相三冢博、加拿大外长克拉克。这是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高级别公开接触。这之前，欧共体首脑会议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刚刚宣布停止与中国的部长级及以上的高级会晤。但是，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他们只好找理由说，这是国际会议，是多边往来，不是双边接触。在客观上，巴黎的国际会议为我们打破西方的制裁提供了机会。
8月1日，巴黎会议结束，没有取得成果。次日我飞往莱索托，继续我的南部非洲之行。刘述卿副外长则率领中国代表团留在巴黎，继续参加对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与会国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会议期间，我们对民柬三方做了大量工作。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三方代表团经常到我国驻法国使馆做客，交流情况，商讨对策。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他们对会议的进展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与美、英、泰、新、日、加等国也进行了密切磋商，在重要问题上，步调基本一致，主导了会议的进程。
但是，由于各方在“红色高棉”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不过，巴黎会议是所有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国家以及柬四方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柬埔寨问题，为柬埔寨问题的最后解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久，我在出席联大时，又会见了法国外长迪马。他对巴黎会议的失败表示失望，情绪有点消极。我对他说，巴黎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还是有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取得了一致，关键的问题是越南的态度比较僵硬。法国应该期待越方态度的改变。中国支持巴黎会议在条件具备时复会。
会见迪马的前几天，我再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我赴纽约前，贝克向我国驻美大使韩叙表示，他在巴黎会议期间同我谈得很好，希望在联大期间再次见我。这一时期，我同西方各国外长的会见，几乎都在多边场合，但接触的渠道一直保持。
9月28日晚上，我与贝克举行了会谈，贝克先谈起了中美关系，说两国关系比巴黎会议时已有所改善，布什总统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视美中关系，希望双方能通过继续对话尽快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在柬埔寨问题上，贝克表示，美对两国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感到满意，但在“红高”问题上，仍有很大保留。美方本来是持排斥“红高”的立场，主张柬三方解决方案，只是由于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柬埔寨未来的权力架构中，有必要包括“红高”，美国虽然不情愿，也还是勉强接受了。贝克说，现在令人不安的是，柬埔寨问题正从政治解决转向战场解决。希望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压“红高”接受政治解决。如果“红高”企图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美国和东盟国家都将不会允许“红高”在柬埔寨未来政府中发挥作用。
我先对贝克表示，中方也对中美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表示满意。然后，我重申了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说，所谓“红高”独家掌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中国也不支持这样做。如果苏联和越南真正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中国就会停止向民柬抵抗力量提供武器。现在的问题是，越南宣布的撤军没有国际监督，人们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应该明确支持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柬四方联合政府，至于各派的席位分配等细节问题，应该由柬四方自己去解决。
贝克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向他表示，如果有关各国停止向柬各派提供武器，苏联也可以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美方认为，苏、越应该压洪森接受某种分权安排，而中国则应该向“红高”施加压力，使它的期望变得现实一些。单靠柬四方，永远也不会就其内部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因此，中、苏、美、东盟应该为柬内部问题的解决搞个方案。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由西哈努克亲王任元首，洪森任总理，各派都有两人任部长，外交、国防、内务等重要部长之职，可以由西哈努克和宋双派人士担任，这样就可以保证西哈努克有实权。如果大国对这样的安排达成一致，并让柬四方同意，越南也就可能同意。
我回答说，这要看柬各派是否接受他的建议，特别应该先征求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西哈努克亲王反对大国一方面请他担任国家元首，同时又把事先做好的一些安排强加给他。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和平协议
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一度低落，柬埔寨国内战场上，各派的较量也趋于激烈，一时和平无望。
为了打破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僵局，1990年1月至8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了六次副外长磋商，制定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这个框架文件基本上满足了各方的最低目标和要求，得到有关各方的认可。
这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有了更加积极的变化，中越朝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应邀来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内部会晤。越南领导人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对越南撤军的监督与核查。双方都赞成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并同意共同努力，推动柬埔寨有关各方也接受这些文件，以推动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
之后，中越双方立即各派代表赴雅加达，向正在那里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柬四方做劝说工作。柬四方终于宣布接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揽子方案，并决定成立由四方组成的12人全国最高委员会。
11月，巴黎会议工作小组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具体化，完成了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附件及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时，金边方面突然觉得自己吃亏了，随即又提出要对框架性文件进行修改，增加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中金边方面的成员，或由金边方面出人担任最高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样一来，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又拖延下来。
为了尽快签署协议，中国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和有关国家一道，就柬埔寨政府的未来权力安排，与柬四方不断协商。1991年7月，柬最高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金边方面同意西哈努克亲王任柬最高委员会主席，不再坚持设副主席和增加金边方面成员。8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访华，与徐敦信副外长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磋商。我会见了阮怡年。随后，中越双方发表新闻公报，一致表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不能改动，巴黎会议工作小组的协议草案可做修改，但不能超出框架文件的内容。9月，越南外长阮孟琴访华，这是十多年来中越两国外长之间的首次会晤。我们就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一致表示将继续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积极努力。
1991年9月14日，西哈努克亲王12年来首次率领由柬四方组成的柬埔寨代表团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标志着柬埔寨新的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巴黎会议两主席国和所有参加国的外长、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与柬最高委员会成员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为1991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开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协议终于在巴黎正式签署，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最终得以实现。
在当时非常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柬埔寨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实属不易。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曾不断努力，试图解决全球各地出现的种种地区冲突问题，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有关的各国，特别是相关的几个大国，在解决这一地区冲突的问题中，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