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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曼德拉给江主席写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结束对台湾的“外交承认”，现在正是南非遵循国际惯例，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平稳过渡的合适时机。他也谈到，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无疑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然而，南非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迅速扩大，将会使可能出现的损失得到弥补。
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南非做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抓住时机，积极响应。
江主席给曼德拉总统复了一封长信，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希望即将开始的建交谈判能取得积极成果。他在信中说，值此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在筹划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他愿与曼德拉总统共同探讨如何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南非关系带入21世纪。最后，他邀请曼德拉总统在方便的时候，再次访华。
1997年1月下旬，外交部部长助理吉佩定赴南非进行“工作访问”，与帕哈德副外长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首轮谈判，递交了中方准备的建交公报和备忘录。吉佩定分别会见了曼德拉总统和恩佐外长，向他们转交了江泽民主席和我的信。他还会见了南非议长、各党派的领导人，介绍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南非方面再次确认不晚于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在文件中所提出的立场。
这第一次的正式外交谈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在致恩佐的信中，积极评价了新南非诞生以来，在非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说，中国与南非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愿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与南非的磋商和合作。我告诉他，1997年将是中国、南非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的关键一年。为了顺利完成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使命，我欢迎他在1997年适当的时候访华。
与南非举行的第二轮建交谈判，比预定时间稍晚了一些。6月8日，帕哈德副外长抵京，进行工作访问。这次工作访问一共进行了四天。最后，双方就建交公报和内部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并草签了文件。
南非在文件中确认，不晚于1997年12月31日与中国建交，同时，明确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今后不再与台湾保持“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我方对南非在香港的利益也做了临时性的安排，即199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南非驻香港总领馆暂时保留；南非—香港间现有民航安排及互免签证待遇暂时不变。中方还同意南非航空公司至日本航线班机飞越我国领空。南非方面对中方的有关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同年9月，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同时出席联大的恩佐外长。那时，两国建交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会晤的气氛因此是轻松和愉快的。我们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具体安排、双边关系中的交流合作，甚至未来南非驻华使馆馆舍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
恩佐说，南非与中国建交的决定不可逆转，现在需要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在年底前实现两国建交。双方已确定由外长正式签署文件。目前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对双方合适的时间。如果我届时能前往南非，将会受到热烈欢迎。
第八章 非洲情结实现建交
1997年12月28日，我应恩佐的邀请，正式开始访问南非。30日，我与恩佐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据此，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和南非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当我抵达开普敦时，曼德拉总统特意中断在外地的休假，赶回开普敦的官邸，会见并宴请我。曼德拉说，我首次对南非的访问极为重要，南非希望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他回忆起20世纪50～60年代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 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表示缅怀和敬仰。
在谈到建交一事时，他自我解嘲说，“非国大”在讨论同中国建交时，各位领导人都同意尽早实现，只是他本人，由于年长而比他们更加耐心一些。现在中国和南非已经实现建交，以前的事情也都过去了。
1998年元旦，是中国、南非建交之日，中国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在那天举行了开馆仪式。大使馆是一座二层办公楼，坐落在比勒陀利亚市东区东西走向的瑞而斯大街972号院内。出席开馆仪式的，有恩佐外长、南非各界知名人士、当地华人和华侨代表，以及中国使馆全体馆员等，一共300多人。许多人放弃了新年的第一个节日，来此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上午9时，我宣布大使馆正式开馆，随后致贺词，并揭开了崭新的馆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使馆大院。人们相互祝贺，全场一片欢腾。
为建交倾注心血的恩佐也显得格外高兴，代表南非政府向我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南非建交，在南非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非国大”率先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曼德拉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台湾“断交”的决定；南非白人政党民主党也认为，从国际政治现实和南非长远经济利益出发，南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不可避免的；南非著名大报《星报》发表了题为《终于有了一个中国政策》的评论，指出中国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影响，早已让世界承认了中国，南非除了跟随世界潮流之外，别无选择。
国际社会也广泛给予了好评，许多非洲国家赞扬，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此事不仅是中、南非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与非洲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南非与中国建交，在政治上获得一个全新的强大盟友，同时也获得了不可忽视的经济伙伴。一些媒体指出，中、南非建交使台湾当局失去了最大的一个“建交国”和在非洲的重要外交支柱，台“务实外交”因此受到了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从曼德拉总统1996年11月27日宣布同中国建交，到台湾驻南非“大使馆”降旗摘牌的一年里，台湾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就一直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73岁的陆以正，曾先后受到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和李登辉的重用，是台湾“外交界”的四朝元老。他曾竭力阻止南非同中国建交，但仍以失败而告终。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势，任谁也阻挡不了的。
第九章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 酒会起风波
世界上的所有大国都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个焦点。在各种反华势力的挑动下，少数国家往往会做出一些违背承诺的行动。1991～1992年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和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所引起的外交斗争，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酒会起风波
法国是和我国最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近 40年的交往中，中法关系一向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突然两次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度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给中法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问中国。作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访华的法政府最高级官员，我们给了他很高的接待规格。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他，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中法关系正在恢复。
想不到，在法国驻华大使马腾为迪马访华举行的酒会上，迪马外长把我单独请到一边，像是不经意似地提出了法国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问题。
迪马的这一举动让我颇感意外。法国试图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1989年时就曾出现过，后来经过中方的工作，法国正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此类军事装备，并由迪马外长本人于1990年1月6日向我国驻法大使周觉做出当面承诺：“法国国家最高领导决定，法将不再继续与台做军舰生意。”时间仅过去一年，中法关系正在恢复和改善之中，迪马外长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作为外长，迪马显然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也非常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此次访华前，法方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此事的信息，同我的正式会谈中也没有提及这件事。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双方正面交锋。酒会上的氛围自然要轻松、随便一点，迪马是想先进行一些试探。
迪马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法国认为与台湾做生意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准备在环保、污水处理、高速火车、护卫舰等项目上与台湾合作。不过，法国不会向台出售对中国不利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如战斗机等——这显然是一种托词。
迪马接着解释说，法国打算向台出售护卫舰，有两个考虑：一是护卫舰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笔生意对法国船厂来说，是一宗大买卖。二是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单个发财。
为了售台武器，法国外长竟然摆出了反美姿态，却又把当年美国人“利益均沾”的说辞当做理由。
尽管酒会不是辩论的场所，我感到仍有必要表明中方在此事上的严正立场。我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对法国与台湾做生意赚钱不持异议，但向台湾卖武器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过去在台湾驻有军队，与台湾签有军事条约，中美建交时，双方达成了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协议，而美售台武器是一个遗留问题。从1979年至1982年，经过三年的谈判，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对美售台武器做出了种种限定，其中一条就是逐年减少，最后终止。
迪马显然并不想接受我的解释，他带着怨气，强词夺理，说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法国远远早于美国同中国建交，难道因为当时未签署售台武器协议，现在就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了。
迪马的这番话使我感到，他在酒会上谈到向台出售护卫舰之事，不是随便一说，也不是一般性的试探，而是刻意安排的。酒会上的轻松气氛，并不能掩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事后了解的情况得知，迪马外长访华前，曾为此事与密特朗总统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法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
于是，我指示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尽快向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1991年5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紧急约见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总理外事顾问里佩尔、外交部秘书长谢尔，就法国重新考虑向台湾出售军舰一事提出严正交涉。
5月9日，外交部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