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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非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与中国建交最晚的非洲国家。
随着国际形势和南非国内情况的变化，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1989年4月，南非政府“非正式”委托南非中华总公会主席梁兆礼先生，向中方传递愿意发展双边关系、最终实现建交的口信。5月，中方通过梁先生转达口信，对南非政府的态度表示了赞赏，并希望南非方面能顺应历史潮流，采取开明政策。至于开展双边交往，中方表示，愿在条件成熟时予以认真考虑。
到了1990年，南非政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传递希望建立关系的信息，并感谢中国在发展两国关系和支持南非国内问题政治解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表示，可以在外交上进行默契配合。显然，南非迫切希望同中国建立正常的直接关系。当然，我们也愿意同南非建立正常关系。不过，这里有关键的两点：一是南非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二是南非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1991年，南非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性法律《集团居民法》、《土地法》、《人口登记法》行将废除。这标志着这种违反人权、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很快成为历史。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均有寻求妥协的政治意愿。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这时，非洲国家对南非的态度出现了较大松动，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也开始大幅放松。
我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两大障碍之一即将消除，但另一障碍——台湾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年10月，南非外长博塔秘密来华，随行的还有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伊文斯、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布富雅等。我在首都机场的一间休息室同他会面。会面后他就当即乘飞机离开。
博塔在1977年45岁时就出任外交部长，被认为是南非国民党内主张“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派的“精神领袖”。他曾发表言论说，如白人种族集团的权利和安全得到保障，新的宪法结构中，可以有黑人总统，因此曾受到过党内保守人士的训斥。
会见时，博塔首先向我解释说，南非白人的主体是荷兰人，他们很早就到非洲了，应该说也是非洲人。正如英国人到了北美，被称为美国人一样。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南非，战胜了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南非随即成了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因此，谈南非白人，不能笼而统之，英国人是侵略者，荷兰人是抵抗外来侵略的。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南非问题政治解决的进展情况以及南非政府的有关政策。
我表示，你介绍的南非历史，根本没有把黑人看成是当地居民的主体。南非白人政权奉行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是不人道的。中方希望南非政治解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
谈到双边关系时，我对他说，南非是非洲重要国家，中国是亚洲重要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国关系应该向前发展。两国外交部官员已经有所接触，中方建议互设机构，建立直接联络渠道。中国新华社也准备向南非派常驻记者。总之，双方可先进行些接触，然后再探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博塔说，要相互交往，建立可靠的联络渠道十分重要。欢迎中方到南非设立常驻机构。过去受西方新闻媒体宣传的影响，南非多年来对中国有许多误解。现在，中国正在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方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若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话，在下个世纪，必将成为最伟大的强国之一。
博塔注意到了我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提醒，他接下来谈了一大段话，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他说，南非与台湾的关系由来已久，是在当时南非十分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如今解决起来，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南非坚持一个中国、一个国家的观点，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希望中国能够克服分裂，实现统一。
博塔访问回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称此次访问颇不寻常，感谢我给了他及其国家特殊和重要的礼遇。他在信上说，会谈“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历史性的首次接触”，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非凡的历史。相信中国将在非洲大陆及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良好的关系中获益甚多。我们极为重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适时得到发展。由于我们的这一会见，在目前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的渠道已经开通。”
南非新闻界披露了博塔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外交突破，为双方未来的官方接触铺开了道路，并猜测，双方可能会以科学、文化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形式，在对方领土互设“间接代表机构”。
就在这一年，经过多次秘密磋商，我们和南非就互设非官方机构问题达成了协议。
1992年2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比勒陀利亚设立了南非研究中心。同年3月，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北京正式挂牌。
第八章 非洲情结 过境约翰内斯堡
1992年1月，我准备出访西非五国，在外交部的出访请示报告上，我加上了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当时，纳米比亚刚刚独立一年多，是进一步加强往来的好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国家与前宗主国一般都有直达航线，而彼此之间的航线却很少。我访问西非的最后一站是加纳，从加纳到纳米比亚没有直飞的航线，必须经过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从那里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再转机去纳米比亚。这样的路线安排，就有了一个过境南非的机会，要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停留转机。
中方就此同南非方面联系，南非方面很快同意，并表示愿为我们一行提供一架专机，将我们送到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去参观访问，并在那里会见博塔外长，然后，再送我们直飞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因此次仅是过境，又是对博塔在北京机场见面的回访，并非正式访问，所以，我谢绝了南非方面的热情邀请，仅同意在约堡机场与博塔外长会面。
会见中，我们就南非形势、非洲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博塔介绍了南非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示非常赞赏，相信南非与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关系将会不断发展。他说，他不会放弃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努力，并感谢我去年对他的热情接待，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见面。
我说，自上次会晤以来，我们两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尽管离达到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路要走，但目标明确，双方应保持接触，增加信任。我再次向他表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会见后，博塔外长在机场宴会厅设宴招待了我们，气氛颇为融洽。宴会结束后，博塔提议我们去看看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比勒陀利亚距约翰内斯堡机场只有40公里左右。因为还有时间，我们就接受了这一邀请，同意坐车去一览市容。车队行驶的途中，大家曾下车，伫立山巅，远眺这座著名都城。少顷，驱车入城，隔车窗望出去，只见道路畅通，高楼林立，犹如身临欧洲都市。不过，这是一座只供白人享用的美丽城市。由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只能白天进城工作，晚上却不能待在城里，必须回到城外的黑人社区。
这次我与博塔在约翰内斯堡的会晤，是我国调整对南非政策方面迈出的较大一步。会晤虽以过境方式举行，但也给了台湾当局重重一击。为此，台湾驻南非“使馆”异常紧张，深恐动摇其在非洲的这一重要据点，立即向南非外交部提出了“强烈抗议”。
此次，我除了会晤博塔外，还会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西苏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副主席姆塞尼克等，向他们通报情况，争取南非各解放组织对我们调整南非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见西苏鲁时，我请他转告曼德拉主席，中国政府和杨尚昆主席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我也邀请西苏鲁在适当的时候访华。西苏鲁说，曼德拉主席非常渴望去中国访问，一旦时机成熟，即可成行。
第八章 非洲情结曼德拉访华
曼德拉是在世界享有盛誉的非洲政治领袖人物。他为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领导南非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964年6月，他被南非白人政权投入牢狱，从此在狱中度过了近27年的铁窗生活。他始终没有屈服，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在南非成千上万黑人群众和国际社会的声援下，南非政府才于1990年2月11日释放了曼德拉。他出狱时，已经73岁了。
曼德拉获释后，中方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了祝贺。3月28日，我在七届三次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对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感到高兴。
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即对非洲国家展开一系列访问。在他访问赞比亚和乌干达时，中国驻两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都拜访了他，代表我们党邀请他10月访问中国。曼德拉说，他对中国心仪已久，很想去看看那块伟大的土地和人民。只是10月份访问远东，日程安排太紧，难以实现。中国是个大国，安排访问时不能太匆忙，来年5月份比较从容，届时，可以好好看看中国。
曼德拉本人虽多次表示愿意尽早访华，却迟迟没有成行，不免令人感到奇怪。后来，他身边的人向我们透露，曼德拉希望我国以政府名义正式邀请他。这次，我特意请西苏鲁向他转达了我国政府和杨尚昆主席对他的正式邀请。
半年之后，1992年10月4日至10日，曼德拉访华之旅终于成行。杨尚昆主席举行欢迎仪式，会见并宴请了他，江泽民总书记也会见并宴请了他，李鹏总理同他进行了会谈。中国政府还向“非国大”捐款捐物1000万美元，北京大学授予曼德拉名誉博士学位。接待规格之高，如同接待国家元首。曼德拉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对自己所受到的真诚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深为感动。
三年来，我们通过多渠道的广泛交流，无论是南非政府，还是“非国大”领导人，对我国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立场，以及对台湾问题的实质，都有了更为清楚的了解，这为两国正式建交做了良好的铺垫。
台湾当局对我们在南非的外交攻势感到非常紧张，密切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挠和破坏。他们施展各种手段，加紧拉拢南非政府和行将上台执政的“非国大”。曼德拉访问中国时，就坦言相告，他已收到台湾的邀请。他解释说，他和“非国大”都感谢中国的长期支持，珍视同中国的友谊，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设法把台湾驻南非的官方机构赶出去。他承诺，关于对访台邀请的处理，“非国大”一定会事先同中方进行磋商，不会背着中国朋友另搞一套。
第八章 非洲情结 南非大选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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