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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前去非洲的路程，以见当时行旅之艰辛。我们一行先从北京飞到昆明，过夜。第二天飞往仰光，再过夜。第三天乘飞机到达卡（当时东巴基斯坦的首府），为换机票，在机场等到深夜，才乘上飞往卡拉奇的飞机，到那里过夜。在卡拉奇休息一天后，再飞往开罗。前后整整花去将近一周的时间，才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了非洲文明的久远。当时，在金字塔有一种“声与光”的表演，茫茫夜色中，灯光和声音不停地变幻着，使人似乎感受到古埃及法老魂灵之间的对话。据说，这个节目几经修改，一直演到今天。
访问埃及之后，我们先是西行，访问了北非，然后南下，进入了非洲大陆的腹地。
上世纪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而中国是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周恩来总理访非之后不久进行的，警察见到我们的车队挂着中国国旗，都立正敬礼。沿途群众也纷纷招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各国都给予我们高规格的接待，这种高规格的接待，一定包括当地的土风舞蹈和非洲“塔姆塔姆”鼓的击鼓表演。黑人兄弟用形体和打击乐表现出的热情，使我们久久沉浸在浓浓的友情之中。
当时，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三国均独立不久，特别重视本国的教育事业，急于清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希望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干部。马里总统凯塔对我们说，马里要在10年到20年内解决所有学龄儿童入学问题。几内亚独立后，立即收回了教育主权，将私立学校国有化，几内亚总统杜尔亲自抓教育改革。马里、几内亚的教育经费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20％，其中学在校生一律供给膳宿，有的还提供服装。而阿尔及利亚的教育经费更是高达财政预算的30％，大学生全部享受为数相当高的助学金，在有的女子中学，学生有单间宿舍，伙食标准很高。
在访问马里时有个插曲。杨秀峰部长突然接到国内指示，让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桑给巴尔去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那时，东非的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决定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杨秀峰部长此行需要翻译，但桑给巴尔一带是讲英语的，而团内是法语翻译。大家一再商量，看到我最年轻，还懂英语，便派我陪同杨老一同前往，既作秘书，也当译员，连同警卫任务也一起兼了。
当时，非洲各国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一般都要先飞到欧洲宗主国后才能转机。为了去桑给巴尔，杨老和我就是先飞到法国巴黎。那时中法刚刚建交，尚未建使馆，只有一些先遣人员在那里。我们到了那里，要自己烧晚饭。从巴黎，我们再飞意大利罗马。那时，中意还没有建交，只好请阿尔巴尼亚驻意使馆提供帮助。由罗马，我们又转道肯尼亚，然后才到了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那里参加完庆祝活动，我们又经苏丹、尼日利亚、加纳，飞回几内亚，继续我们的非洲之行。当时，杨秀峰同志已是66岁的老人，一路奔波，相当辛苦，好在一切顺利，我也总算圆满完成了此项特别任务。
非洲是我除苏联以外最早访问的地区。1964年的这次非洲之行，使我对这片土地的神奇和文化的多彩，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感性的认识。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自己会被派到非洲去当大使。
第八章 非洲情结 出使非洲
1974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兼任驻几内亚比绍大使。
我是那年8月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从机场到使馆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透过车窗，默默望着窗外街景，不禁回忆起十年前访问这里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纳克里风光依旧，只是街旁的建筑比十年前陈旧了许多。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着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的激情似乎也消散了。
出任大使，第一件事就是递交国书。几内亚外交部很快就做了安排。8月20日，我向杜尔总统递交了国书，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问候和敬意。杜尔总统赞扬中几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说对于中国在各方面给予几内亚的援助，几内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递交国书的仪式十分隆重，几方的总理和十多位部长一起出席，显示了对中国的格外重视。
出任驻几内亚大使的同时，我还兼任中国驻几内亚比绍的首任大使。当时，几内亚比绍刚刚打完游击战，才宣布独立不久，政权正在建设中。
那年9月下旬，几内亚比绍政府决定在临时首都博埃——原游击队根据地——举行独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我出席庆典，并向国家元首卡布拉尔递交国书。
那次，一同前往参加几比庆典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宾客，共约20人。杜尔总统派出了飞机和车队。我们一行人先是乘飞机到了与几内亚比绍接壤的博凯省首府，然后改乘汽车进入几内亚比绍，前往博埃。
当汽车驶入几内亚比绍的国境后，满眼是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景色，野草遍地，人烟不见，甚是荒凉。草原上连路也没有，全凭当地人的经验，沿着丘陵谷地中以前留下的辙印前进。据说，我们走的就是当年游击队沟通前后方的小道。
经过一番颠簸，终于抵达博埃。我们下榻的“宾馆”是一间用竹子和树叶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圆顶茅屋。茅屋内，放着两张简陋的竹架床，墙壁既透风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当地妇女头顶一桶冷水，放在门口，供来客使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土坑，上面留了一个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厕所。
尽管几比外交部竭尽全力，来宾的膳食需求仍然无法很好地满足，好在我们早就准备了罐头和饼干。
9月25日，在邻近的一间大一点的圆型茅屋里，我向卡布拉尔主席正式递交了国书。路易斯·卡布拉尔，我们又称他为“小卡”，是前任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阿米卡尔·卡布拉尔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兄弟俩都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长在1973年被人暗杀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支持几佛独立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为其培训了20多名干部，这些人后来在党政军部门都担任了要职。
在交谈中，卡布拉尔主席一再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第一批干部就是在中国培养的。在我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战胜了敌人。在战争结束后，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我国的经济，也需要吸取中国的经验。”
在我递交国书后不到一个月，几比政府迁都比绍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首府。12月16日，我再赴比绍市，就建馆及提供水稻种植技术援助等问题同几比方进行磋商。几比领导人佩雷拉总书记、卡布拉尔主席和门德斯总理在会见我时，都对中国在几比设馆表示了热烈欢迎，允诺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选择馆址，完成建馆工作。
比绍市是一座相当欧化的消费型小城。市内的建筑都是葡萄牙风格，房子不大，给人以小巧玲珑的感觉。城市也不大，驱车观赏街景半小时足矣。不过，各国大商行都在此设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欧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场。比绍市的经济发展落后，文化设施简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资啤酒饮料厂、一所中学、一家电影院、两座医院、几家兼卖少量书刊的文具店。当时，葡萄牙大资本家相继离去，资金大量外流。中小企业主勉强维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当时的印象是，振兴经济将是几比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日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分别成为两个独立国家，几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佛得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后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后，几比外交部为我们在比绍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处二层小楼，我们就将它作为了中国大使馆。多明戈·拉莫斯是几佛独立党的杰出战士，曾任几比东部地区加布军区司令，在战场上牺牲了。这条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第八章 非洲情结杜尔总统的两次会见
那时，作为驻几内亚大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自建交以来，我国一直在援助几内亚的经济建设，一共有几十个援助工程项目，包括人民宫、电台、电影院、烈士陵园、茶厂、糖厂、卷烟厂、农具厂、榨油厂、水电站等，还派出了医疗队。这些项目都是当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不论是已建好交付使用或是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大使馆都要跟踪关注。
当时，中几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套用杜尔总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的天空始终晴朗无云。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非洲的事务自有其复杂的一面。
1975年11月16日，杜尔总统突然召见我，谈了安哥拉问题。会见时，主要是杜尔总统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时在座的还有贝阿沃吉总理及九名主要部长。从这阵势中，可见杜尔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大家握手落座后，杜尔开口说，今天召见大使，是因为几内亚民主党和几内亚政府有重要的话，请大使转达给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几之间向来是相互信任和一致的。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两国人民属于同一思想范畴、同一战略，双方行动与立场的一致，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那样协调、统一。杜尔停顿了一下说，几内亚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不甚了解，总是等北京表明立场后再表态，但对非洲问题，几内亚人民有着坦率、令人可信的先锋队的立场。说到这里，他将话锋转到了安哥拉问题。他神情严肃地说，目前安哥拉的局势非常严重，中方恐怕不了解内情。
那时，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刚刚结束了500年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在长期的反殖斗争中，一共有三派力量，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从不只支持任何一派，而是同时支持三派进行反殖斗争。
杜尔总统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是由几内亚民主党创建起来的，其主席罗伯托当年是拿着几内亚的护照去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并在几内亚的倡议下，才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是，罗伯托后来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几内亚对他进行了揭露，并建议把“安解阵”开除出非洲统一组织领导机构。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其主席萨文比公开承认得到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也完全是帝国主义支持者。现在，当非洲听到中国站在了帝国主义支持者一边时，对几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