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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行驶整整一个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从车窗望出去，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桦树，广袤的草原……风光依旧。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列车一站站停靠时，从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车站小卖部抢购食品、到处有人拎着面包的情况来看，苏联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好像停滞了。当年赫鲁晓夫吹嘘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显然已成了泡影。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十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了，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 “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再。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三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8·19事件”前后
自1974年离开苏联后，我仍多次访问过苏联，并从1982年起，主持了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中苏磋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不断加剧，苏联竟在一夜之间瓦解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最先发出了独立的呼声，并提出控制本国财产的要求。接着，位于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宣布主权独立。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去一样，到1990年年底，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都通过了关于主权独立的决定，其中四个明确表示退出苏联。
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独立具有决定性影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俄是主权国家，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国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联法律同俄联邦主权相抵触时，俄将中断其在本土的效力。俄罗斯还宣布，俄有支配本国全部财富、解决本国社会全部问题以及退出苏联的权力。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的“独立日”，成为他们的国庆节。
苏联最初是在1922年底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1940年8月后形成了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跨11个时区的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其国民生产总值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俄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由苏联政府中的各机构直接管理。现在，俄罗斯宣布独立了，苏联存在的基础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了挽救苏联解体的危机，1990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了新的结盟原则。这是一个重新规范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新联盟条约。条约的草案在11月公布了，其主要内容是规定联盟中央掌握通过宪法以及国防、安全、外交的权力。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各国可自主确定国家体制。各国首脑参加联邦委员会，参与确定联盟的内政、外交等基本方针。
草案公布后，波罗的海三国明确表示不参加缔约。格鲁吉亚称“在获得真正主权之前不会缔结任何形式的条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则要求中央先承认它们的主权宣言，并明确同它们划分权限之后才能缔约。
第二年春天，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等九国领导人为克服危机，商定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国内局势，并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这即是通常所说的 “9＋1”协议或“新奥加廖沃进程”。用当年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的话来说，当时，“新奥加廖沃进程”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家普遍认为，即使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我们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也可以在邦联而不是联盟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了。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会谈时曾向江总书记强调，苏联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取决于如何更新联盟的问题。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新联盟条约将确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哪一个加盟共和国签字，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在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中享受各种优惠条件。如果不签字，就会被视为外国，从而不能享受统一的经济空间的各种优惠条件。他说，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他比喻说，“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只有在教堂顶端升起烟来，向外界宣告选举结果后，参选者才准离开。我们还要开联邦委员会会议，如果房顶不冒烟的话，谁也不准离开莫斯科。”
8月初，戈尔巴乔夫宣布，新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公开签署。然后，他就去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了。
8月中旬，这个尚未签署的条约草案被刊登了出来。这个条约明确规定，苏联采取联邦制，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自然资源归各国所有，本国法律在国内至高无上。缔约国授予联盟的权限是：捍卫联盟及其主体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外缔约、宣战，批准联盟预算和发行货币等。
就在预定签署这个条约的前一天，发生了“8·19事件”。
在8月19日前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
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回忆说，那年6月，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告诉过他，苏联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的政变。他根据布什总统的指令，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他说：“我完全掌握着局势。”
当时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述。他还写道，在美国大使走后，他还与戈尔巴乔夫相互谈到了各自获得的类似信息。
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克留奇科夫是这样解释的：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去休假，他让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长亚佐夫准备实行紧急状态。8月5日，他们三人在莫斯科聚会，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再过一段时间，苏联就不复存在了。克留奇科夫说，他们几个人决定站出来。8月18日，他们去找过戈尔巴乔夫，因为感觉他或许还能起一些作用，想把他请回莫斯科来，重新整顿秩序。在休假地，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
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和苏联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发了苏联副总统令，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苏联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责。随即，又发表了由苏联代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联合签署的声明，宣布成立包括他们在内的由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称，立即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六个月。
这一举动，立即在苏联各地，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俄罗斯、乌克兰等则纷纷表示反对实行紧急状态。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宣布接管国家政权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有些惊慌失措。
20日下午，亚纳耶夫等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希望戈尔巴乔夫早点儿回来。21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与俄联邦总理西拉耶夫及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随后，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将恢复行使总统职责。第二天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
至此，“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8月22日，我应约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见面时，苏联大使先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说他健康状况正常，苏联将在近日全面恢复宪法秩序。苏联实行民主变革和认真遵守国际条约、公约和其他义务的方针仍然不变。苏联内阁将致力于在全国恢复法制和经济。我对大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的内部事务应当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相信，在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苏联瓦解
日后的事态证明，事情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愿发展，相反，苏联瓦解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下令解散苏联内阁。25日他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所有政治党派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9月初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