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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会外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在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
联合国大会一般每年9月在纽约举行，会议日程总是安排得很紧。尽管如此，我总是挤出时间，在会下与尽可能多的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每年会议期间，大约要见三四十位。其中，与东盟、海湾国家和里约集团国家外长的会晤，更是年年举行。
非洲国家外长在谈话中总是赞誉中国的外交政策，希望和中国加强团结，为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努力。我感谢他们对中国的赞扬，表示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加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和更为关键的作用。
海湾国家对中国如何看待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十分关切。我在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见时，着重阐明中国一向反对侵略，要求伊拉克撤军的原则立场。那时，海湾局势十分紧张，成为联合国内外谈论的焦点。我的阐述有助于海湾国家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会谈中，大家刚入座时，往往都很严肃，但谈了一会儿后，气氛就会活跃起来。
拉丁美洲国家外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很感兴趣，我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向他们做过简明扼要的介绍。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继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与新加坡和文莱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建交公报就是由我和新、文两国外长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签署的。
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这些老朋友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大大缓解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壮大了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声势，使中国像长城一样，能够屹立于东方而不倒。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雨过天未晴
作为大国，中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潜力巨大的广阔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迅猛浪潮中，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成为了新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西方大国主导的对华制裁行动，违背了历史潮流和国际关系准则，损人害己，维持了两年，最终彻底瓦解了。
西方的制裁行动虽告失败，但国际间的外交斗争仍未有穷期。
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关系的发展就从来没有平稳过，各种事端总是不断被制造出来，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人们可能还会记得所谓“银河”号事件。当时美国根据所谓情报，一口咬定：中国“银河”号货船载有化学武器原料，正驶往某个国家。中方做了负责的调查，发现这种指控并非事实，并将调查结论正式通知了美方。对此，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表了态。美方则坚信自己掌握的所谓“情报”不会有错，死活不肯罢休。待到“银河”号靠港，把船上的所有集装箱都送到岸上，美方派出专家翻箱倒柜，结果什么也没查出，自找没趣，只好以闹了一场丑剧了事。
1997年和1998年，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中美关系顺利发展。正在此时，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突然受到美国五枚导弹的袭击，造成三名中国记者身亡，20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举国愤怒，世界震惊！美国飞机从本土飞来，按照指挥中心所制定的目标、确定的路线，进行精确打击，五枚导弹相继击中，怎能说是“误炸”呢？
2001年，在美国共和党赢得大选执政之初，我曾奉命访问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鲍威尔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赖斯安全事务助理等一一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了商谈。当时，谈得不错，双方都期望中美关系有一个平稳的发展。不想，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次事件虽带有偶然性，但美国侦察机不断在我国南海地区贴近飞行，进行侦察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那么“偶然”了。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初到苏联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一些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我参加的是第四期，领队是当时在东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净武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大学的张学书。
我们19名学员，加上两名翻译，共21个人，是在1954年8月底离京飞往莫斯科的。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苏联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降落两次，并在伊尔库茨克过夜，第二天换乘大型飞机，中间又停了好几站，最终才到达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里好像刚刚下过雨，走出机场时，脚下还不时会踩到雨后一片片的积水。
苏联中央团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镇威什尼亚基，离莫斯科市区有市郊列车六站地的路程。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个不小的湖泊，附近还有一座彼得大帝时期一位大臣的庄园，那时已改做博物馆。
团校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主课，还有俄语、青年团工作等几门副课，另外就是体育课了，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团校授课采取课堂宣讲和课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课堂上先讲授三到四个小时。那些苏联教授的理论功底都很深，讲起课来真是引经据典，照本宣科，马列主义的某个观点、某句话，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几页上，都能一一说出，分毫不差。课下，我们则要用大量时间来阅读指定的理论书籍，也就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组织的课堂讨论，俄语叫“席明纳尔”。在这种讨论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可以互相提问，内容当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
赴苏之前，所有学员只受过为时半个月的俄语训练。开始时，老师授课和师生之间交流都要通过翻译，从俄语翻译成中文，再将中文翻译成俄语。学习俄语，成了首要任务。
根据学员的水平，俄文课分成了四个小班开设，每个班约有四五个人。分班前有个水平测试，让从地图上指出某个城市，还问一些诸如“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之类的问题。我和几位曾在国内自学过俄语的同学分在一个班，被其他同学戏称为“高级班”。
开学后，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着背俄语单词或朗诵课文。到了学习结束时，我和有的学员已经可以用俄语回答问题了。
除了课堂学习外，苏联团校还组织我们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工厂、集体农庄，以及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参观过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纪念馆，观赏过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过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以及听一些著名的歌剧。
1955年寒假，我们去列宁格勒旅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在一片皑皑白雪中，我们参观了冬宫、斯莫尔尼宫和因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闻名的“阿芙乐尔”号军舰。全班同学还在苏联和芬兰边界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小茅屋前合了影。当年，列宁就是住在那间小茅屋里，写下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暑假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去乌克兰旅行，并乘船游览了黑海和克里米亚。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最好的时期。苏联团校的教员、同学、翻译，乃至后勤工作人员，对中国学员都非常热情，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顾得很周到。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喜欢吃花生米，就在课堂上说，她一定会给大家找一些来。过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这件事忘记了，那位老师却真的为大家带来了许多花生米。那是她从莫斯科市里千方百计找到的。当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给她的中国学员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班上的翻译瓦里娅，还受校方委托，负责安排学员的各种活动，假期带领大家到外地参观访问。她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学员解决校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那份耐心、热情和周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在我们中国学员的心目中，苏联是革命圣地、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经济建设等很多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到了苏联，都很兴奋，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苏联为榜样，好好学习。
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时间长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多了，慢慢发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不少苏联人在谈吐中，不时会流露一些不满情绪。大家最初深感诧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的苏联，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留苏工作
1955年夏天，苏联团校的学习还没结束，组织上就通知我，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
我们刚到苏联时，我国驻苏大使是张闻天同志。1955年初，张闻天奉调回国，由刘晓同志出任大使。陈楚同志和张德群同志先后在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
那时，我国一年中同时在苏联的留学人员约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敖德萨等地也有不少人。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所有与留苏学生有关的事务，例如联系院校、确定专业、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乃至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要处理。留学生管理处的主任是教育部派来的参赞李滔同志。在留学生管理处工作时，我几乎到过所有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并有一年的时间住在列宁格勒，专职管理那里的1000多名留学生。
1960年，我调到使馆研究室，主持调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调回国。
从1954年去苏联团校学习，到1962年回国，我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这期间，苏联内部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西方舆论也广为传播。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两党发生分歧。从1959年起，中苏开始了为期30年的“冷战”。我1962年初回国时，中苏两党正处于“十年论战”的高潮，而两国关系正在一步步滑向严重的对抗。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重返莫斯科
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