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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由于身体的关系，贾比尔讲话不多，会见进行了35分钟就告结束了。
随后，我与萨阿德王储继续会谈。萨阿德身体健壮，血气方刚，讲起话来慷慨激昂，显得相当愤懑和顽强。他围绕安理会是否应采取新的强硬措施以迫使伊拉克撤军问题，阐述了科方的意见和愿望。他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但经济制裁的效果甚微，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科威特是个小国，危机日趋严重，不能久拖。安理会应考虑采取新的措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希望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采取一切方式挽救科威特人民。
我回顾了中国投票赞成并严肃负责地执行安理会十个决议的情况，并对他说，对伊拉克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会越来越大。
也许他觉得我对“采取一切方式”没有表态，马上又拐个弯，提出联合国应定出制裁的时间表，或者讨论新决议案，提出迫使伊撤军的措施。他问我，中方是否更愿意确定制裁时间？这时，陪同会见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插话说，希望中国不要作为调解人出现，而要使伊拉克领导人明白，伊拉克必须执行安理会决议，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我对此表示同意。我告诉他们，已同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会给伊拉克任何可利用的空隙。
王储似乎没有理解外交大臣插话的用意，仍然发问，如果萨达姆不执行决议，安理会是否将讨论采取迫使伊拉克执行决议的措施？我笑了笑说：“我想会的。”王储明白了我的意思，感到满意，就没有再提什么新的问题。谈话也就此结束。
会见了科威特领导人之后，我又连夜赶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抵达时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下午，我同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了会谈。他向我表示，沙特不希望战争，正在努力争取和平，现在是战是和，完全取决于伊拉克。但目前的事实说明，伊拉克并不想从科威特撤军。沙特希望中国支持必要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迫使伊拉克撤军。费萨尔还强烈批评了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对海湾危机所持的立场。我向他通报了会见贝克、埃及和科威特领导人的情况。我明确地表示，中国将根据一贯支持正义的立场，继续做出努力。
11月9日晚上，我又飞往约旦。第二天上午，与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卡西姆进行会谈，中午会见了国王侯赛因。
约旦对此事的态度，与埃及、沙特、科威特并不完全相同。约旦领导人向我表示，约旦也一直呼吁伊拉克撤军，并立即释放人质，主张危机应在国际框架中和阿拉伯范围内解决。问题是，有些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和平的努力无法继续下去。有人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企图霸占地区资源。
侯赛因国王还抱怨说，国际社会只对伊拉克一味实行禁运，无人同其对话。接着，他表示了对中国原则立场的赞赏，还希望我能以更好、更易为伊方接受的方式，与伊拉克领导人展开直接的对话。
我向他们指出，中国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并无私利，只是希望危机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如能较好地解决，将为解决中东其他问题创造条件。我还强调，如发生战争，对伊拉克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伊拉克的邻国也会受到牵连。当前，国际社会对解决海湾危机已有共识，如果伊拉克能采取一些灵活行动，尤其是在撤军问题上有明确表示，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第三章 飞往巴格达会见萨达姆
11月11日中午，我飞抵巴格达。由于实行制裁，巴格达的机场空荡荡的，看不到一架飞机，与半年前我到巴格达时所见到的飞机起降、人群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天中午和晚上，我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阿齐兹接连举行了两轮会谈。虽然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阿齐兹却是一个基督徒，他担任外长多年，被认为是萨达姆的亲信。
我先向阿齐兹介绍了我此次访问的情况，包括与科威特领导人和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的情况。我告诉他，占领科威特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局势严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伊拉克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为此，伊拉克应在撤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态度。
阿齐兹讲了一大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理由，认为科威特故意压低油价是对伊拉克发动经济战，又说中东地区最危险的不是 8月2日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事件，而是巴勒斯坦问题。会谈中，阿齐兹最关心的，还是美国是否会真的动武，以及中国对安理会可能授权动武的态度。
我向他重申了中方对解决海湾危机的原则立场，并对他说，我们支持由联合国召开中东问题和会，但把海湾危机与中东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告诉他，美国动武，也并非一定要经过安理会授权。贝克已经有过这样的暗示。
在我与阿齐兹会谈时，伊方有两个速记员，轮换着记录，交替着出去，估计是在随时打印记录，立即上报。可见萨达姆并不是不了解情况，相反，而是时时刻刻在了解动态，亲自掌握着一切。
12日上午，我去见萨达姆。伊方派来两辆车，把我们接去。车上没有什么标志，但一路通行，开得飞快。车子开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兵营的地方，停了下来，请我们下车，进到里面先休息一下。然后，换了另外的两辆车，开车的人也都换了。车子又飞跑了一阵子，才到会面的地方。
大约在11时左右，我见到了萨达姆。在那年的3月初，我访问伊拉克时，曾见过萨达姆。不过，这次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让人感到几分战争将临的气氛。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
我首先向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希望能和平解决危机。我说，目前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想听听他的看法。
萨达姆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但强词夺理，不时显出蛮横之态。
他说，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伊、科的历史关系，并称伊拉克从未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伊、科边界。他对科威特政府提出了种种指责，说“8·2”事件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对伊拉克施展阴谋，而科威特与美国、以色列有勾结。又说，别看科威特人口少，力量弱，但拥有经济优势，可以用经济战搞垮伊拉克，所以，“8·2”事件是伊拉克的自卫行动。
萨达姆还说，中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中东地区问题，应采取同一个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当前的问题应同美国撤军、停止制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伊拉克一直是为实现和平而准备做出牺牲的本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伊拉克愿意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与各方进行对话。在没有事先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伊方的任何灵活态度，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对他把科威特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我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他说，中东问题从长远看，都应解决，但当前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正使战争的危险在日益增大。
这时，萨达姆转换话题问我，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显然，像阿齐兹一样，这是他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我说，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
我告诉他，中国不准备提出方案或充当调解人。为了避免战争，应当由伊拉克自己提出解决方案。
谈话中，萨达姆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但陪同会见的阿齐兹告诉我，此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至于萨达姆说希望进行平等对话，阿齐兹私下向我解释说，这可以先从小范围对话开始，如包括伊拉克、沙特在内的三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愿同美国开展对话。
如今看来，萨达姆后来的一系列战略失误，都是基于当时的一个错误判断，以为只要伊拉克做出一些缓和姿态，美国就不会真的动武。
12日，我还应约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强调，海湾危机应在阿拉伯和国际组织范围内和平解决。美国不仅要打伊拉克，而且还要摧毁阿拉伯的经济、军事力量。美国控制海湾石油资源，也是为了对付欧洲、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为此，美军将在海湾地区长期驻扎。他认为，应以互让的精神解决伊科争端。阿拉法特还说，他不要求同时一揽子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但应有个协议，先从科威特问题着手，然后召开国际会议，按先后顺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其他问题。我理解阿拉法特希望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他想把巴勒斯坦问题同海湾危机挂钩是不现实的。
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我于当晚再赴沙特，在吉达分别会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和外交大臣费萨尔。
我先向费萨尔通报了访问约旦、伊拉克的情况，主要是萨达姆的态度。费萨尔逐一驳斥了萨达姆的观点，惟一没有驳斥的，就是美国在阿、以之间奉行双重标准的问题。费萨尔重申，海湾危机没有阿拉伯的解决办法，只能依据国际法解决。
法赫德国王会见我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了。法赫德首先谈到的是沙中两国关系和沙特外交政策，然后才转到海湾危机。他显然已经了解我与费萨尔的会谈情况，有针对性地谈了几个问题。
对于伊方所说愿同沙特对话，他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他曾多次与萨达姆联系，试图阻止入侵。后来，又多次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始终不愿同他见面。他强调，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个严肃的原则问题。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结果。他还批评萨达姆故意混淆科威特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性质，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个民族独立的问题，而科威特问题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兄弟国家的侵略。法赫德还以萨达姆处理同伊朗关系为例，说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不会是件难堪的事。萨达姆如果想找出路，就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
我向他介绍，萨达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证，伊拉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