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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得像一块带骨头的羊腿。这意味着，我既不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能大声听音乐，也不能看电视，或者在浴缸里泡澡，或者淋浴，或者去地下室找巧克力。
鉴于以上原因，我在冷飕飕的走廊里耗了整整一个下午。当然，也是为了抢在我爸前面接上电话。
与其他传统结构的家庭一样，作为家庭的供养者，我爸同时握有对电视和电话的绝对支配权。那时，妇女解放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在我们的小家庭里，老爸就是权威答录机。我一直怀疑，他不仅储存和转达电话内容，而且还背着我进行不正当的四处传播。
现在，我也能理解他的举动了。我是家中惟一的孩子。面对惟一的女儿时，父亲们总是有一种保护意识，经常是好意，不过，实际效果却不敢恭维。
我不能证明，不过，我想，很多年来，有多少我的追求者，或者在他们变成我的追求者之前，活生生地被我爸在电话前给吓退了。我还能回忆起偶尔听到的一些对话碎片：
“你以后想做什么？”
“什么？你不想去当兵？”
“你念完高中就不想读书了？什么意思？”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搬了一把折叠椅坐到小电话桌旁边（为了尽可能地缩短电话费的账单，我的父母把电话周围弄得尽可能的不舒服），在膝盖上摊开日记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撰写关于爱情的青春期诗篇。
不过，那时候，我关于等待的技巧还不像今天这样娴熟。也许是因为我读的女性指导书还不够多，那些书苦口婆心地教导我如何遏制女性的、孩子气的、绵延不绝的冲动。
不论如何，七十五分钟后，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我拨通了雅各布的电话，打算对他说，我在过去的一小时里一直在打电话。他一定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但是打不通。雅各布不在家。不过，他妈——家长联合会的一位积极分子——接了电话。她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猜，雅各布是家中的独生子。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是错，永远没有正确的答案。
今天，由于远离了护犊心切的父母，出现了电话答录机和无绳电话，“等待现象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不仅对于等待承接者是这样，同样也适用于等待施放者。
不管怎么说吧，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能和对方联系上，还是让人感觉心里比较安稳。比如说现在。
我躺在沙发上。（我爱我的沙发，上面是斑马纹，像个难民营那么大）。我拧大音量听贝瑞·怀特的“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ever gonna stop； I like the way I feel about you。 Girl I just can’t live without you！ ”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歌声上，不去想唱歌的人胖得像个肉球，那绝对是一场销魂的性爱。
与此同时，电视机开着，静音状态（我很喜欢这个女主播不说话的时候）。
我翻看着一本过期的时尚杂志。（内容是：变得苗条，保持苗条：我们做到了！——四个真实的故事。）
我往嘴里塞着裹着巧克力外壳的奶油球。宣传词是：新鲜的巧克力——奶油之吻。我觉得很可笑，为什么现在的宣传广告上不能说“小黑人之吻”了。列宁格勒突然更名为圣彼得堡，卡尔·马克思城突然更名为克姆尼茨。变来变去，搞得人晕乎乎的。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电话机就在一个竖耳可听、触手可及的地方，在沙发垫子上。就在我的耳朵边。
我现在甚至可以去拿一根香烟。电话答录机会镇定自若地在这里值班。另一方面，它也是冷若冰霜的证据，证明在我不在期间，没有人打过电话来。这也让人心中绞痛。至少，以前可以幻想，我不在的时候，电话疯狂地响个不停。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谁能告诉我，打电话的人——在今天的情况下，特指丹尼尔·霍夫曼医生——愿意留下口信吗？
如果我是他，我会三思而后行。如果留言，意味着将丧失掉所有已经取得的胜利。转眼之间，他就变成了等待的人，只能等着我给他打电话，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进一步联络的兴趣。迈出这一步，要经过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啊！
这事真是错综复杂。只要双方的立场没有完全明确下来。
不管怎样，我那天留下电话号的时候，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每过去一个小时，我那种自以为是的英雄感就少一点儿，越来越少。等半夜上床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我大出洋相，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直到第二天早上，约翰娜才给我回电话。我正在摄影棚里尝试为一个办公多用柜（《您在家里和办公室里的好帮手》）拍出一点儿尊严感。我自己的尊严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可乐求爱记》 第二部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滋味（2）
“可乐，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约翰娜的声音听上去很困惑。这不是她的一贯风格啊！
“出什么事了？”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急性自我价值流失症，还伴有急性右腿短缩症。
“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答录机上有一段留言。”
真是个幸运的人。我没有。
“一个什么丹尼尔，想跟我约会。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什么？怎么？怎么会？丹尼尔？我的霍夫曼医生？给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几乎昏倒，我脚下的地板哪儿去了？命运的毁灭性打击！
我努力保持镇定。我不能阻挡约翰娜的幸福。事情非常清楚。有一个男人，桌子上就摆着我的电话号码，可他不理不睬，反而费尽心机去搞到约翰娜家里的电话号，电话簿上根本就没有登记啊！
我苦涩地回想起我们的青春年华。谁爱上了哲学老师？我。谁和哲学老师睡过觉？约翰娜！
这还不算什么。最糟糕的是关于耶尔的事。我向这个男孩子示爱。那一年，我十三岁，他十七岁，不过只比我高两个年级，因为他留级两次。不记得什么时候了，他给我打电话——幸好我爸不在家——问，我们能不能见一小面。我一路飘到见面地点，激情澎湃地期盼着就此结束自己的处女生涯，可是，耶尔做了什么？他递给我一封信，请求我转交给约翰娜。
这也就算了，让我倍感羞辱的是：约翰娜对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感兴趣。这是对我最强烈的刺痛：约翰娜竟然对我为之春心荡漾但却到不了手的男人不屑一顾。
时代没有改变。我甚至不敢想像，一个男人看到艳光四射的金发女郎约翰娜，再看到旁边的我，会对她不感兴趣反而被我吸引。锥心刺骨。天灾人祸。彻底失败。我不仅输给了乌特·科斯卢斯基，也输给了我最好的朋友。
蒙受这样的耻辱后，女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我想不能。
我竭力保持平静。
“你在家吗？喂？给我播一下那个留言。”呃，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受虐狂。自己在伤口上撒盐。可是，我不想让约翰娜起疑。我的未来刚刚轰然倒塌，现在，我要大度些，把我那破碎的幸福碎片捧到好朋友的掌心里。
“稍等。”我听到约翰娜在往回倒带子。“开始了。”
“您好，您拨对了号码，但选错了时间。现在请您在‘嘀’声后留言。嘀——”。
“是的，嗯，晚上好。我是丹尼尔·霍夫曼。我很想认识您精彩的方面。如果您的确有一些的话，请给我打电话。号码是32 06 75。”
什么？怎么？怎么会？精彩的方面？我有吗？就是这样吗？怎么会？哈？
“有什么想法吗，可乐？这家伙从哪儿弄的我的电话号码？”
是啊，从哪儿？究竟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一刻，我懂了。我歇斯底里地浪笑起来。
“你没事吧？可乐？能不能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像个小女孩似地尖叫了好半天后，终于平静下来，能够正常地讲话了。我把碰到丹尼尔·霍夫曼医生的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讲了我的屈辱感。讲了我的短腿。讲了我的壮举。以及，我由于过于激动，在处方筏上没写我的、而写上了约翰娜的电话号码。
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我想。毕竟，我不给自己打电话。而约翰娜的号码，我每天大概拨五次，在任何时候都能倒背如流，即使我正在生孩子，疼得死去活来。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胜利属于我。乌特·卡门·科斯卢斯基，一边凉快去吧！可乐·美刚刚成功地跨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
我跟约翰娜约好了晚上见面，商谈进一步的发展细节。从这一刻开始，每一步都要周密地设计好战略规划。
《可乐求爱记》 第二部分身患一场急性、剧痛的爱情病
18：17
我身患一场急性、剧痛的爱情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太任性。
相爱就是市场营销。等你什么时候被爱上了，那你就可以露出狐狸尾巴了。可是，在此之前，你必须严格遵循游戏规则，才能有资格进入下一轮游戏。
有一条游戏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一次做爱后，不能给他打电话。绝不。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例外。
男人是二元制的生物，凡事只知道“对”或者“不对”。因此，跟他们打交道比较简单。前提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请斟酌以下三点：
a）对于男人来说，跟一个女人第一次上床，就如同得到了一个礼物。她给的礼物。因此，很多男人在做爱后会表示感谢。
b）由a能够千真万确地推论出，男人认为这时该轮到自己表现了。他要回报。具体的方式是打电话来，送玫瑰，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出现在门口。（亲爱的上帝！丹尼尔千万别心血来潮，突然到家里来看我。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我要提前准备！我得马上去放洗澡水，把脱毛器充上电！）
如果女人抢先采取行动，男人会觉得被剥夺了男性的权利。从第一次欢爱到他打来电话之间的几个小时或几天，是男人惟一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
c）局面错综复杂：第一次性爱之后，女人就对自己要什么一清二楚了。占有这个男人的全部或者躲他越远越好。说实话，第一次接吻后她们就知道了。只不过有时候不好意思说。而男人呢，他们把自由看得比命重，羡慕野狼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决定。
18：19
呼！马上就六点半了！真讨厌，时间就不能过得慢点儿吗？我要给大个子吉姆打电话。他当然并不真的叫吉姆。他的名字是布尔克哈特·马茨。自从他对我们倾诉心曲，约翰娜和我就这么叫他——当时他为爱苦恼，喝了半瓶红酒——他告诉我们，他小时候上手工课的时候给自己的“大个子吉姆”木偶织了一件游泳裤。
大个子吉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典型男人。比如说，他喜欢写信。我惟一保存的信就是他写的。它们简直太让人陶醉了。虽然大个子吉姆的生活里没发生什么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