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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①
他从韶山到湘乡读书。由于口音不同、衣着简朴，且入学年龄偏大，因而屡遭其他孩子的白眼和奚落。这种伤害在他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小的印迹，甚至几十年后，他还将这事记得一清二楚，反复向斯诺讲诉：
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①
但毛泽东并不服气。他没有张扬，也没有直接反抗，而是自居一隅，独著《咏蛙》一诗，发泄自己内心的强烈不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②
不久，毛泽东作《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受到教师“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赞誉。③他以自己的力量改造了环境，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钦佩。一年后，毛泽东来到省城，考入学堂。按理本当安身立命，感到满足了，可他却又挑剔学校，一易再易，以致连续报考了五个学校均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录取，时间是１９１２年上半年。在这所中学的国文课的作文中，毛泽东写下了目前存留最早的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论》，开始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论证了“民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指出即使良法也要与民智开化的程度相适应，“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①。这篇奇文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作文的空白处多处批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在文末又做了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②但就在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后，毛泽东终觉课程陈杂、枯燥无味而退学自修。他在图书馆中饱览中外名著，见识大增。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9节 农家本色与湘学士风（3）
洛斯奈（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ｓｎｅｒ）在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时说：“‘情结’（ｃｏｍｐｌｅｘ）是很复杂的一种情绪状况。它主要是描述一组感觉和观念。这些感觉和观念互相关联，由个人情绪经验中的一个重大伤害产生出来……这种伤害一旦被潜抑下来，就像一块金属。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害处，其实它却能放射出一种能量，影响周围的每一件事物，而那最初的情绪伤害就像是隐藏在潜意识里的金属一般。这个产生于过去的伤害埋藏在人的心里，会在人的意识里固着于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上。这些观念于是变得充满着情绪的电波，并且总是影响他的思想、感觉和生活。”①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其早年潜意识中留下的“伤害”，显然与农家的社会地位有着直接联系。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总是耿耿于怀。换言之，在他取得成功之后，过去那卑微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转变成了实现伟业的不灭记忆和个人奋斗的永久标识了。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反复对斯诺讲起二十年前自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所遭受的冷遇：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②
显然，“农家”低下的社会地位使毛泽东那好胜争强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在积极的意义上讲，他认定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奋斗者来说，惟一可依赖的自救武器只有“意志”，凭借自身固有的顽强意图去改变现状；从消极的方面讲，他无意识地对权威怀有发自内心的敌视。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学术权威，只要是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东西，就都被视为异物，成为排斥、蔑视、批判和摧毁的对象。这样，在毛泽东早年的著述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浓厚且强烈的批判倾向，而崇尚与讴歌那“天不怕，地不怕，死人不要怕，权威不要怕”的自主精神。应当说，毛泽东早年背负着农家天赋的压抑和倔强，不惜孤身开拓，不懈挑战，以显示自我的无穷能量。这种批判的动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一种乡愁的冲动，浪迹天涯，寻觅自我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知识背景、一段社会化过程，也是一座心理城堡，它使青年毛泽东获得了许多影响其一生的品质、素质、情结和价值。那就是：激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情绪，超前蓬勃的创造欲望，逆反传统习惯的文化冲动和蔑视既成思维框架的否定精神。①
当然，不能把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理解为否定一切之后所形成的一片空虚，它是在破坏现实基础与憧憬未来理想之间的一个过程。众所周知，崇尚王权而憎恶贪官是中国农民日常政治心理的重要表现之一。一方面，他们讨厌束缚，反抗规范；另一方面，他们又离不开秩序，需要保护。也就是说，既要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又要社会状态的稳定，从中获得安全感。因此，“权威”对于他们来说永恒地具有二重性。对于政治权力，他们的心态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既恐惧又羡慕，既蔑视又期待，既把贪官视为人间罪恶的化身又将皇帝看作扶善治恶的神灵。总之，生活在旧式农家中的农民，其秩序感是分裂、游离、不稳定和理想化的，反抗“压抑的小权威”，其实质憧憬的却是另一个“压抑的大权威”。不能不说，既向往自由又期待保护，既要求秩序又厌恶约束，从而，自尊与自卑毫无隔膜地联在一起了。这就是旧式农家观念中的辩证法，就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矛盾人格和精神命运。①在毛泽东自己的回忆中我们看到，这种神奇的精神状态，也在他幼年的灵魂中打下了烙印。不管他后来的思想如何变化，我们说这些最早的因素都是不容抹煞的。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政治心理学家利夫顿（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ｙ Ｌｉｆｔｏｎ）教授早在１９６８年就说过：在毛泽东身上似乎存在着某种对中国的乡土民众极度认同的“神秘的崇奉”（ｍｙｓｔｉｃａｌ ｆａｉｔｈ）：
有些观察家简单地将此归因于毛泽东出身农家的背景，但斯诺在１９３６年时就注意到毛泽东既有农民气息，却又有洞明世界的犀利智慧。毛泽东与其农民出身的关系显然比一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他虽然出身于农民，但却与父亲有过激烈的冲突。而这位农民父亲又是从贫农经自己努力上升为“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由此我们可以猜想，毛泽东对农民状态（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是既爱又恨，他之所以要热烈地赞美农民，就是为了消解这种矛盾心理，使之变成一种明确肯定的陈述。这一陈述既是革命性的又是“中国式”的。毛泽东毕竟很早就意识到“农民力量”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和国家未来的特殊重要性。在这一过程里，他产生了一种认同意向，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和种族的本质里，同时也形成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心理，以至于达到了著名的中国中心论的程度。①
今天看来，这些分析仍不失之为真知灼见。
我个人认为，以上两方面大体构成了早年毛泽东心理格局的最早积淀。我们虽然并不认为从这些描述中就可以推导出毛泽东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于这一积淀事实上构成了他意识发展的心理文化方面的历史和逻辑上的起点。
以上是就农家环境对毛泽东产生影响所作的一般描述。如果换个角度，我们将看到这种农家熏陶本身又带有湖南地域文化的明显特征。有学者早已提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是政治思想较发达的活跃地区之一，它与广东、四川等省份一样，被人们誉为近代中国造就政治家、思想家的摇篮。舍掉具体的地理环境不论，湘省积久而成的独特学术风气，乃是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独特位置的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学术风气”是指在一定区域内被人们普遍承认的社会价值准则，它通行于区域内的各个领域，渗透于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之中。现实的个人，也许并没有明显意识到这一价值准则的约束、吸引和导向，但实际上人们却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这一具有鲜明特征的氛围内思考、行为和生活。
概括地说，湘学士风气最主要的特征是务实，既寓道于势，又以势求道。“内圣”固然是重要的条件与阶梯，而“外王”则为终点和目的。这种学术风气或社会价值准则，早可溯及王夫之，他“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其经世之风，对湘籍学生影响极大。自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至郭嵩焘、谭嗣同、杨度、黄兴、蔡锷，以及毛泽东、章士钊、刘少奇等等，此种学风经久持续，绵延不息。正如学人所说的那样，湘学“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崇尚艰辛勤俭，且倡独智大醒，贵“诚”而蔑“浮”，重“实”以明“身”。
或许正是这种务实求简、济世忧国的地域文化传统，不仅使湖南一地人才辈出，少学究而多实政，大都于学于政兼于一身，其著有功名者均为文武全才之人；而且这一传统在近代改革运动中也得到充分的显现。戊戌时期，湖南设立学堂、学会和报馆普成时尚，设会之意不在清谈，而是“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以演说万国大势及政治学原理”。梁启超曾绘声绘色地描述道，那时整个芙蓉国里“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方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在……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①。
如果说，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湘学尤甚。青年毛泽东生长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留有它的痕迹。例如，１９０９年毛泽东先就读于乌龟井私塾，其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治学堂，以讼笔称道于乡里。后毛泽东又转到东茅塘私塾，其师毛麓钟原本为秀才，并曾于蔡锷部下供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