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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性矛盾的一个视角。自然，它更是探讨“毛泽东现象”意识起源的关键所在。正如李锐先生所说的那样：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型”与“隐型”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于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情感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咒词谶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悲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型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①
研究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历史资料，目前最可靠的只有１９３６年他与斯诺谈话时那不到万字的回忆材料。但仔细分析这份精神遗产，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出农家环境在他的幼小心灵中积淀下了什么。换句话说，作为一位杰出的农家子弟，他那最初认知格局的主要因素都是些什么。我认为，它们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自我意识与社会责任的重叠生成，从而构成了其潜在认知格局的政治因素。幼年毛泽东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平凡而又典型的一般农民家庭。所谓“严父慈母”的逆向性格组合，对他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产生着重要影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积淀下了毛泽东的爱与恨，并且二者的整合使他萌生了拯救世界的期望，将自我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8节 农家本色与湘学士风（2）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回忆他的父亲时说：
他是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①
父亲严厉、苛刻和暴躁的秉性，引起毛泽东强烈的愤恨与不满，使他对惟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怀有深深的蔑视与敌意，形成了原始的“破坏欲”。他见不得父亲那盛气凌人、为所欲为的架势，想方设法杀其锐气，处处与其顶牛，非要争个你高我低，从而在压抑的氛围中形成了明显的逆反心理：
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①
父子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次父亲当着众人辱骂毛泽东，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盛怒之下，毛泽东反骂了他以后就离家出走。最后终于以死相逼，迫使“严父”屈尊让步。这次的“反抗”与“胜利”，在毛泽东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②
毛泽东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人质朴，以救济施舍为满足。毛泽东多次充满感情地描写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③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④
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常能设身处地理解穷人，尤其对弱者怀有深深的怜悯，“普度众生”、行善积德的佛家平等博爱意识，在他的观念中留下了浓厚的伦理印迹。
两种相反性格的交相熏陶，在毛泽东的心理生成时期埋下了反抗权威和同情民众的双重结构的种子，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心理性格和价值系统。这一突出的人格特质，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据毛泽东回忆，那时，他对于描写造反故事的传奇小说的兴趣浓厚，似乎远远胜过“四书五经”：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①
当然，对于这些“关于造反的故事”的浓厚兴趣，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已明显萌发了自我意识，这不过是对教师强迫读经而禁看“邪书”的一种逆反心理。好奇是儿童的天性。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欣赏、浏览过程，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晚年的时候，他曾多次私下对友人讲起，他佩服曹操的才华与韬略，虽然周瑜在才、气两方面均不如诸葛亮，但却年轻有为、志向宏大，不失大将风采。《水浒》中他最喜欢阮氏三兄弟；宋江前期仗义，为民请命，却晚节不保，被人招安了。《西游记》中的孙猴子果敢精明，才智超群，且忠心耿耿，忍冤助道……
毛泽东天生一颗敏感的心灵。在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之中，通过阅读这些传统小说，他终于在其中发现了问题，从而使他那些纯净的“心理格局”染上了第一点浓浓的墨痕。他回忆说：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②
感觉到了压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发现了自我。毛泽东不自觉地寻找着农民的历史足迹，恰恰反映出他对自我位置和个人价值的寻觅。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带着这一并不清晰的模式去观察社会，再一次充实、验证了他偶然发现的必然事实。毛泽东还回忆了１９０１年长沙饥民的“抢米事件”，韶山哥老会与地主的暴力冲突，当地农民因困于粮荒而发起的“吃大户”运动等等。毛泽东不仅明确地承认，“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①，而且表述了他的自我意识成长与农民的遭遇和压抑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②
从毛泽东性格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印象和觉悟可以概括为崇敬与遗憾的矛盾心理状态。他一方面赞美不甘屈侮的造反人格，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屡次的失败深感不平。在这样左右夹击的心态中，“拯救意识”于是生成。那时，他对日本军歌《黄海之战》怀有特殊的感情，几十年后还能背得出，羡慕日本的强大与骄傲，而对祖国的衰危和失落感到沮丧。那时，毛泽东常以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拿破仑、华盛顿、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世界英杰”也都成为他推崇的对象。他曾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人生初年的心理刺激往往具有顽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早年毛泽东的感觉世界中，对社会的不满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农民所遭受的痛苦和欺凌既是他社会意识的前提条件，又是他自我意识的萌生基础。二者的综合重叠，组合成了他政治价值观的最初积淀。
现代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父母之间的性格差别越大，孩子在精神上的继承面也就越广。相反气质的幸运结合会产生新的组合。但是，只有在自然能同时给这位天才以掌握他胸膛中两颗心灵的意志力量时，它宏大的设计才能取得全面的成功。人类中的佼佼者往往都在摇篮里，就得同分配给他们的命运作一番认真的较量。只有他们赢得这场斗争，而且内心世界并未因此而动摇，那么他们的创造力才能得到释放。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人。他从父亲身上懂得了反抗压迫的意义，从母亲身上又秉承了怜爱弱者的精神，整合二者形成了拯救意识。这样，反抗—怜悯—拯救这样的一个三维心理要素，构成了他心理发育的主要结构。毛泽东早年反复阐述“民”的观念，强调平等就是普通的平民化，以及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气质和对政治活动的热衷，无疑都是这种鄙视高贵者，拯救卑贱者的心理结构的体现。
第二，本源于“农”与“士”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倔强和自尊。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似乎在走向社会时总内在地体验着某种“不平”，这种带有自卑色彩的“情意症结”，反而成为他顽强意志力和超常忍耐力的精神源泉。对于那些凌驾于自我之上的直接权威，他不能宽容。诸如，老子打骂儿子，教师欺负学生，有钱人凌辱没钱人，直到地主、官府压迫农民，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批判和反抗的对象。或者愤世嫉俗，以恶对恶，或者深埋怨恨，寻机报复，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毛泽东总是下意识地对于社会权威极为关注。
毛家自耕十五亩田，年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大约吃三十五担谷，还有二十五担左右剩余，“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同时入股米店，与铺商往来，还自印“义顺堂”纸票，于经商中流通，在当地算得个小康富户。毛家家业渐大，其父指望精明的长子继承祖业，耀祖光宗。但毛泽东此时则崇尚“新学”，立志读书，坚决拒绝了别人给自己安排好的“阳光大道”，执意选择了走自己认可的“独木小桥”。临离家时，他专门抄录了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的一首小诗，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①
他从韶山到湘乡读书。由于口音不同、衣着简朴，且入学年龄偏大，因而屡遭其他孩子的白眼和奚落。这种伤害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