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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潜在联系。这也是詹姆森解释并倡导的“阶级斗争新范式”以及他被赋予“毛泽东情结”的重要逻辑理据。
同样，以倡导“集体行动”和“大国兴衰”理论而闻名于世的“理性选择”大师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和“搀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举措也表现出极大兴趣，认为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论断，实际上体现出使用强力打碎“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图，使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革空间。张宇燕记录了奥尔森对毛泽东“眼睛发亮”的具体过程：
记得有一次在奥尔森的办公室里，他和我聊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应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时，他全神贯注、并且一再要我找到此话的出处，其表情与口吻，至今历历在目。也恰是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提法显示出的浓厚兴趣，我自己亦开始对它进行严肃的再思考。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为什么要“炮打司令部”？所谓“搀沙子、挖墙角”的目的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何以要“七八年来一次”？诸如此类，据我的初步观察，恐怕都是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话说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就不会对奥尔森刚听说此种说法时的极度兴奋感到惊讶或迷惑不解了。①
再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晰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１９—２０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前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整体格局的特征，所以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能的；同时，毛泽东也反对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认为即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改造了所有制，但这不能成为证明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必然消失的逻辑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与苏联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构……他，与其说是自觉地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相反，苏联学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体系被认为是‘分裂的’，两种劳动分工并存的世界体系也是存在的”②。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满足于经验描述，它要求问题的阐释必须依赖某种理论框架，但又首先要求对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逻辑完整性进行验证与评估。所以，无论这些理论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中毛泽东只是可供研究的一个宏大案例，或者是为验证其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程度，但无论如何，这种关注肯定是学术性质的，是在学术理路的内部讨论问题。我们在此类研究的“毛泽东形象”中，已经感觉不到“区域性政策研究”的意味了。
新时代政治格局的外部环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都影响到西方毛泽东研究主题的转换，随之，学科内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诸研究要素也相应有所发展。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2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3）
在这一视角上，《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一书可谓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不仅在研究视角和论述主题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也尝试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总体而言，这一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视角。哈里和奈特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在毛泽东思想之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已超出中国国界，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巴黎的林阴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都已构成人们绘制各式激进变迁或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与理念的混合物。”①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这派学者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看成２１世纪“全球化”政治运动的理论要素之一，才能正确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他持久影响的性质做出解释。所以该书第三编就以“全球马克思主义中的毛泽东之思想”为主题，对南美洲、印度、越南、日本和菲律宾五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二是重申对毛泽东研究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的批判。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初期，奈特和哈里就反复提出过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①在该书中他们依据汤普森（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的哲学思想和柯林武德（Ｒ． Ｇ． 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的历史解释理论，强调应对“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加以区分，在理论上不能把“事实”（ｆａｃｔｓ）与“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混为一谈。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中所谓的“中立”（ｎｅａｔｒａｌ ｇｉｖｅｎｓ）是不存在的。②因为“历史”是已带有或渗入了研究者认知模式的一种“结果”。所以，逐字逐句地“读过”毛泽东的文本，并不就自然意味着真正“读懂”了毛泽东。这样，反思研究者本身的认知模式、知识架构和理论假设，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研究的前提。因而，只有在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定立知识论（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意义之“思维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层次。正如奈特曾指出的那样：“波普尔（Ｋａｒｌ Ｒａｉｍｕｎｄ Ｐｏｐｐｅｒ）强调，对实在的观察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离开了理论（问题、假设、预见，甚至猜测活动）的指导作用，人类主体就不可能认识观察对象，更不要说如何概括和分析了。‘实在’和经验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只有理论才能如此。因此，一切观察都依附于理论，而实证主义则对知识产生过程做出了不符合逻辑的、错误的论证。”③这种“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在该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④
比较政治学家、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沃马克（Ｂｒａｎｔｌｙ Ｗｏｍａｃｋ），对毛泽东本人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体悟。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呈现出了一个以列宁《国家与革命》为蓝本的“阶级斗争”核心理念的完整结构，这个结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与其说毛泽东晚年由于改变了他革命时期的思想取向而犯了错误，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而毛泽东仍恪守自己的一贯主张。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样一个明显的矛盾：一生始终信奉“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前期和后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持续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同时，沃马克已系统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积淀及其认知模式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于１９９１年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透视》一书。①显然，这种由既成后果追溯历史原因的思考方式，已在方法论角度上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真正地推向到了一个深入的层次。
还应当提及，虽然有些不是直接研究毛泽东本人、但许多内容涉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著述，在新方法的运用方面显得更加突出。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７年相继在美国出版、由塞奇（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德温（Ｈａｎｓ 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书，就属于这样的著作。②其中，如贝安科（Ｌｕｃｉｅｎ Ｂｉａｎｃｏ）的《农民对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反映：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使用的是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阿普特（Ｄａｖｉｄ Ａｐｔｅｒ）的《话语权力：延安与中国革命》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政治象征”；而塞奇的《党史中的毛主义革命之结构》又在“书写解释”的路径上展开研究。《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则直接以“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为题目，内容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强，可见西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从粗略排列的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明显呈现出“微观化”倾向，着力探讨在社会控制和思想影响层面上，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集体行为”的具体过程。大多数研究都以个案研究（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的形式出现，但基本结论则又具有宏观的综合性。这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的整体学术走向是一致的。例如，阿普特在“话语—权力”（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 ｐｏｗｅｒ）的分析框架下，把“延安时期”看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符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ｉｌｌｕｓｉｏｎ）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使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不仅享有归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而且从中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如延安时期所建构的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则变成了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实际上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功能，从而使一位极富魅力的政治领袖，通过革命的语言、徽章、标记、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体化为某种神话——“宇宙创始代理人”（ａｓ Ｃｏｓ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的角色，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感召力。对于“毛泽东”被符号化的话语机制和转换逻辑，阿普特做了如下阐述：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象征符号的原因，是由于在“内心混乱”（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ｈａｏｓ）的环境下，象征符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