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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遗传物还存活着；而另一些原先仅作为征兆、胚芽和细胞的东西则又会发展为具有充分意义的高级“格局”形态。因此，高级“格局”与低级“格局”在本质和现象上都是相通的。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由于论题历史跨度相对狭隘，就影响它的理论意义。反之，我们会通过这一思想断面的透视去发现、说明和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某些重要的原理。
的确，毛泽东从隔膜的“天国”回到火热的人间已有数年历史了。然而，理性那不知满足的本性却恰恰要追溯他从人间步入“天国”的数十年历史。也就是说，对这位２０世纪震撼中国、影响世界的巨人的剖析与研究，只有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的考察才有价值；也只有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青年马克思曾引用《巴黎革命》周刊上的著名警句：“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着。站起来吧！”①一旦当我们自觉而冷静地站起来时，其实并不损害真正伟人的一点毫末，或许反而会感悟到他们那超越时代的理想，及其由于这种超越所带来的压抑与困惑，并不亚于当今世界的我们。因而，我相信，无论世界将怎样变化，历史都将给毛泽东留下一个别人无法取代的显赫位置。
马克思曾强调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②这种被称为“从后思索”的思维方法论，就其具体的运用形式来说，可以是历史的、描述的，也可以是结构的、逻辑的，但其基本要求则都是从成熟的形态（定型的形态）去追溯那些不成熟的形态（胚胎的形态），从而在比较其异同的环节上把握发展的有机联系。显然，最终呈现出来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结构，对于现在的世界和人们的思考具有启发的功能。也许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著名公式才有意义。因此，严格地说，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各门学科研究方式一样，其最终目的和根本价值都在于“创造”，都是通过客观的描述这一必不可少的手段去理解、把握人类未知的东西，把未知变为已知，再把已知的东西提炼、升华、沉积为思想。以上种种“程序”都可以说是在开拓和创造。立足于现在而置身于过去，将反思的智慧牢牢地照射在历史本体的活性因素之上，渗透于沟通过去与现在及其未来的宏途之中，从而去逐渐洞见那隐蔽着、潜藏着的，但却又是强大的、起支配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历史之手”。也许可以冒昧地说，这些看法就是我写作的史学价值观。
人文学科研究的殿堂也许就是地狱；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更高层次的创造。相对而言，人对自我的研究与剖析毕竟是太复杂了。在这里，困惑、苦恼、辛劳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最可怕的决不仅限于此，而是误入歧途而一无所获。因此，我们的自信与预期都不能过高，做点铺沙垒土、筑基开路的事情，留下一点曾经辛苦工作过的痕迹，似乎也就足够了。如果这些“小品”或多或少能提供有兴趣的朋友和人们鉴尝、评论乃至批判，那就将是值得馨香而祷祝的了。
第一部分 这里是地平线第4节 这里是地平线（1）
综观１９４０年以后的全部中国史，社会政治思潮无时不处在动荡、转换、冲突与论争的矛盾过程之中。这一特点在从“戊戌”到“五四”的历史时期内，表现尤著。从观念演化的角度看，思想流派如此之多，令人目眩，各种理论汗牛充栋，难以遍读，这在世界思想史上也属罕见。昔日骄子，今日庸夫，或者情况恰恰相反，此种现象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屡见不鲜。保守与改革、专制与民主、国粹与西法、民族种性与外情夷事……激烈的冲突一个接着一个，思想的争辩一浪高过一浪。作为主体的人被颠来倒去，简直像灌了兴奋剂或迷魂汤，忽而激奋昂烈，义愤填膺，忽而颓废沮丧，不知所措。然而正是在这时代狂涛中，陶冶出几代志士精英。特别是历史步入２０世纪以来，古来已久，甚至不证自明的天道圣哲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亵渎；至上尊贵的无限君权居然也可由庶民百姓陈指褒贬；甚至刚刚传入，根本谈不上扎根的西学哲理，还未立脚就被排斥进了被扬弃的行列。
就思想内容而论，社会思潮则可以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显示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短短几十年，从中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墨、老、韩，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从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和列宁；从古老经学的考证、论辩到现代科学的实验、推理，似乎都多少有所涉及。一部２０世纪初期的思想发展简图，却几乎走过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智慧史，夸张一点说，它简直就是一部缩编了的人类思想的百科全书。相比较中国思想史上那先秦、魏晋和明清三个里程碑式的“百家争鸣”局面来说，从“戊戌”到“五四”的中国思想发展，显得更为动荡，更为艰苦，也更为矛盾。在这又一个新的“怀疑—批判”时代的浪巅中，人们似乎大胆起来，也聪明了不少，思想夹杂着压抑与希望，猛烈冲击着固塞混浊的旧有意识形态。堤岸将毁，而危言布道，仿佛一切的原则、王法、道统都将在怀疑与否定中沉没，同时也意味着一切的理想、需求和憧憬都将无须论证地确立和来临。
这是一个伟大、壮观的时代，因而必定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焦点。
如果我们潜入这动荡历史画卷的背后，去寻找那表象平面的内在支配因素，那么，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诸多矛盾所构成的“双重十字架”，而思想生命的跳动，则是这“双重十字架”上燃烧着的火焰。
首先，正如人们曾反复提及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反复演奏着这样一部矛盾的交响曲：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处于高级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以其先进的生产力为动因，不可阻挡地向处于低级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农业国扩张、渗透和吞食。这种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在于，力量的角逐经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中和，在平等交换的原则下实现胜负，投入与产出的不同比例决定着竞争者的命运与前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肯定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来，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因此，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具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无疑它的传播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在社会发展形态上相差了一个等级的中国，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商品生产的强大攻势，迟早要被纳入人类统一发展的经济轨道，“世外桃源”本来就是一种理念、情感的幻想，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最终要被以严密分工和整体化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社会所无情取代。
但是，人类生存的诸多因素中经济仅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绝对不是轻易可以剔除或舍弃的。历史发展的“恶”性本质，从来不是“善”的面貌所能掩盖的。一般来说，在两种生产方式撞击的初期，强者对弱者的渗透和吞食，总伴随着血与火、汗与泪、奴役与欺压、杀戮与死亡。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大工业生产力的扩张，恰恰以伤害人类或民族情感为代价。这样，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角度看，被压迫者抵御外侮，反抗欺凌，求得自身存在的应有位置，也是完全正当与合理的。
显然，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和谐在此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构成了一个交叉的“十字架”。正如毛泽东曾深刻概括的那样，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经济发展与伦理价值这人类缺一不可的生存需要在此汇聚、积淀下了巨大的冲突。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却以民族压迫、种族排斥的行为作先导，现代文明的输导恰恰期望已经憔悴了的精神更加一层麻痹。同样，落后的生产方式想要避免灭亡，就得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已经憔悴了的精神希冀重现活力，就必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人类本性中的两个“兄弟”（经济与伦理）激烈纠缠在一起，从而使思维选择陷入了深重的怪圈与迷惘之中。
其次，在文化系统方面，中国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劲敌。与上述社会形态的冲突相比较，精神、文化的冲突显得更为复杂。众所周知，文化和精神是历史生命的最深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物质与制度的变动并不直接地对它发生迅速的影响，亦即它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这种被人们普遍称之为“民族文化心理沉积”的东西，并不依赖当代社会精英的主观意志而随意变动，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构成了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中的社会无意识结构，并灌注于人们的血液与灵魂之中。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中最悠久，有着完备理性体系的一支。它延续数千年，生生不息，本身就暗示着其中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就我个人来看，这一文化形态的表层是以儒、道、墨、佛诸家学说为核心的人伦网络，而其实质则是以重生、贵种为本体意志的生命哲学。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国传统以“孝”为基础，以“忠”为准则，等级层层，尊卑有序，最终在“礼”中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其政治理想是建筑在君权神授和君父合一基础之上的大一统国家；其历史观则体现为皇权专制的道统论或治乱循环论；其治世原则又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的超限制权力；其人学思想则外化为与小农宗法相适应的人伦主义。显然，这些以农耕社会结构及其宗法、血缘为基础的文化观念，与大工业商品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近百年来（起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受到先进中国人的猛烈抨击，其衰亡已成历史定局。但从思维体系的角度上看，中国文化的整体观、辩证法，及其金石考古、文学艺术、音乐美术、建筑医学等等诸多方面，又都不是一种义愤和感慨所能全盘否定的，在这方面，它也有着如同西学一样的完整结构、内在逻辑和审美特征。也就是说，就整体的中国文化而言，它与西方或国外文化的比较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因为他们属于性质和形式的双重“异构”。或许这正是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前，总是融合别人而未被别人同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对手已不再是社会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