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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注研究方法，提升分析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含金量。与其他学科相比较，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艰巨任务。严格说来，意识形态表达也有自己的基本规范。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大批学养厚重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曾在学理的层次上对建构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理论前提、基本概念和论证逻辑，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明确的方法论依据。今天，我们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深入研究，需要像阿尔都塞（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①只有十分重视这一必要环节的建设，才能使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含量逐渐增大，使其更融洽地汇入学术研究的主流脉络。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会获得更多学术对话的机会，就会随着中国乃至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无尽的知识补充和学术滋养。我们应当正视的是，目前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其论证理路原则上脱离了其原有学科的规范理论脉络，以经济、伦理、外交、文艺为其研究主题的论著表现比较明显，例如，我们很少看到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著述。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讨，也与规范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框架和表达惯例相去甚远。直陈己见，我们很少有像西方政治思想史家在政治学说的框架内去分析卢梭那样的毛泽东研究作品。其原因是作为分析工具的“话语系统”不对称。如诸如“实事求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怎样能被融入主流哲学和政治学的规范体系之中？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有益启示。同时，上述现象也潜在地表明，我们的确还有待于把毛泽东放在一个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研究。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评价远远高于学理性的分析，原创性分析概念和范畴体系更有待于提炼，而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但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则已经给我们的毛泽东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由于学术传统的关系，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比较注意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对于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促进我们对于社会—人文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学术事业的不断发展。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0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1）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前此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概览性描述。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综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充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争论的意味。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市场中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则都在发生变化。
１９８９年由麦克法夸尔（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奇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和吴（Ｅｕｇｅｎｅ Ｗｕ）主编，高德曼（Ｍｅｒｌ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和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著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夸尔、史华慈、格德曼、吴和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间的十九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十四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五篇。应当说，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的资深权威，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Ｔｏｔａｌ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与“全面挫折”（Ｕｔｔｅｒ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处于中国内部、中外关系、理想与现实、党内与党外多层交叉的复杂背景之中，其思想也包含着诸多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基本要素，因而不能用简单“二分法”的武断方式予以评说。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经典之作。①
１９９３年，为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衔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Ｓｔｕａｒｔ Ｒ． Ｓｃｈｒａｍ）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毛泽东及其成长”、“夺取政权和其结果”、“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农村乌托邦思想到‘阶级斗争’地狱”、“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和“结论”七部分组成。这些内容既是他个人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的重新表述，也代表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主流意识。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①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长期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ｅｎｅｒ），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特别是对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思想界流行的所谓“历史终结”的宏观判断不以为然。迈斯纳把这种观点概括为：
在马克思的乌托邦阅读与经济不发达的联想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地合乎逻辑的组合，对此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按照这种具有影响力并被泛化了的“现代化理论”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毋宁说主要是针对一个前工业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冲动和人们的心理现象，这种社会则仅仅开始一个现代工业主义痛苦的旅程。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是，在早期工业化社会中人们根除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之心理上的需要，用以表达一种浪漫化了的、但却又是无可挽回之过去的乡愁以及刺激平等主义未来乌托邦的幻梦。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精英所专有，并被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式。但是此次现代工业进化已经发展到如此充分成熟的阶段，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历史的思想灵性（ｒａｉｓｏｎｄ＇ｅｔｒｅ）。教义变成了仪式，并最终逐渐褪色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者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中生产了自己的挖墓人，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为现代工业社会创造物质的基础的形式中生产出了自己的否定。几乎所有各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都假定，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来说，都是无益的。①
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但如果冷静客观考察，那么：“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②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１９７８—１９９４）》一书中，迈斯纳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③由此迈斯纳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这一命题根源于经济不发达的土壤中，在这里，它被转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并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被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多种革命，已经被限定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中，这毕竟是２０世纪历史的一个显著事实。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