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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我们以诸多的经验和启发，而且也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翻译出版的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毛泽东研究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直到目前，毛泽东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并成为“中国研究”（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领域中的显学。这类研究著述基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不同，原则上可划分为四大类型。
１．历史判断型：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表，在国际舆论界形成了“毛泽东旋风”，而哈佛大学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美国与中国》４０年代后期出版之后，毛泽东研究才真正进入了规范化的学术殿堂。１９５２年，费正清之高足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Ｍａｏｉｓｍ）的概念，这不仅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凸现出来，而且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产生了极大影响。７０—８０年代，施拉姆（Ｓｔｕａｒｔ Ｒ． Ｓｃｈｒａｍ）的《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 Ｃｈｅｎ）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特里尔（Ｒｏｓｓ Ｔｅｒｒｉｌｌ）的《毛泽东传》、沃马克（Ｂｒａｎｔｌｙ Ｗｏｍａｃ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怀利（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 Ｗｙｌｉｅ）的《毛主义的出现：对中国理论的探索》等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９０年代，杨（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Ｙａｎｇ）的《从革命到政治》在史料发掘和甄别方面更加趋于细腻，从中发现了若干新问题。这类研究作品原则上是历史性的，试图对研究对象的固有情形和性质加以说明，往往对“是什么”的问题进行判断，结论也比较稳定和清晰。如：农民在革命中的核心作用是不是“毛主义”的特质？“理论”与“实践”究竟哪一项是毛泽东思想更为根本的属性？“毛主义”的思维类型是“决定论”的还是“唯意志论”的等等问题，都是这类研究的主题。
２．解释分析型：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这类研究的问题旨趣不是“描述”而是“分析”。学者们依据已有的历史资料，着重发现文献表述和本文结构中所体现的思想史脉络。试图透过文本“现象”去发掘出内含在其中的思想“意义”。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ｅｎｅ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斯塔尔（Ｊｏｈｎ Ｂｒｙａｎ Ｓｔａｒｒ）《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熊哲（Ｊａｍｅｓ Ｃｈｉｅｈ Ｈｓｉｕｎｇ）《思想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邹谠《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与继承政治》、泰伟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Ｔｅｉｗｅｓ）《中国的领导、合法性与冲突》等著作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类研究的类型中，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和结论呈现出重大差别，甚至完全对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都比较规范，学术理路清晰，讲求论证逻辑。迈斯纳关于“毛主义”中“乌托邦主义”和“平民主义”倾向的分析，斯塔尔对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解析，泰伟斯在韦伯框架下关于“毛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都不是给“现象”定性，而是显示其中的“意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自由派”和“左派”双方都进一步使其研究精致化。主要代表作一是由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等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等一系列专题；二是由塞奇（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德温（Ｈａｎｓ 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部著作，其中使用话语分析、解释学和制度主义所作的微观个案分析，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8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意义（2）
３．思辨透视型：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这类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换言之，其研究目标不是一个特定而明确的专题，而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可能性理由，我们也把心理分析方面的著作放在此类研究中。在方法论上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个性化研究风格。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Ｊｒ． Ｗａｋｅｍａｎ）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白鲁恂（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作为领袖的毛泽东》、索罗门（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Ｓｏｌｏｍｏｎ）《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艾瑞克·周（Ｅｒｉｃ Ｃｈｏｕ）《毛泽东：人与神话》、马丁（Ｈｅｌｍｕｔ Ｍａｒｔｉｎ）《崇拜与祭文》、莱姆（Ｌａｉ Ｓｉｎｇ Ｌａｍ）《毛泽东领导风格中“诗”的作用》等是其代表作。一般来说这类著述的作者都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名流专家，他们都用自己娴熟的专业知识，把“毛泽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符号，进行俯瞰式透视扫描，其独特视角是其他分析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如魏斐德是著名的中国明清史专家，曾任全美学者联席会主席；白鲁恂则是著名的政治文化专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索罗门则两度担任美国分管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他们关于毛泽东历史哲学、精神分析和儒学文化的研究，都在学术界占有“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殊位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语义、本文语体、个人词汇和符号分析（仪式、服饰、口号等）的考察也日益增多，使国外毛泽东研究呈现新的时代色彩。近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新南威尔士、格里菲斯等城市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了《澳大利亚中国事务》、《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等刊物，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如奈特（Ｎｉｃｋ Ｋｎｉｇｈｔ）的《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论》、《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文，颇有新见。
４．文献注疏型：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编译并注释毛泽东的著作，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日本、美国和德国学术界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费正清教授的领导下，美国哈佛大学就已着手编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东京北望社出版了由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十卷本。同年，牛津大学出版了由陈志让编译的《毛的论文——１９５７年后的著作和讲话》。１９７４年由施拉姆主编的《毛主席与人民的谈话：１９５６—１９７１的讲话和书信》出版。１９７５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了由亨利·戴编译的《毛泽东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年的文献》，次年，德国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也出版了由马丁编译小组编辑的《毛泽东文集》（１—７卷）。可以说，整个７０年代，是国外翻译毛泽东著作的高峰期。进入８０年代以后，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补集》（补卷九卷、别卷一卷）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毛泽东著作年表》（上、下卷）出版。１９８９年由麦克法夸尔（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主编，高德曼、史华慈等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间的十九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十四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五篇。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补集》。全书洋洋二十卷，不仅篇幅浩大，而且特别是对每一篇毛泽东的文稿做了详细注疏。特别标出毛泽东著作的第一版本与正式编订的《毛泽东选集》之间的修改和区别，使读者对毛泽东著作的版本变化一目了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据说，由施拉姆主持，美国哈佛大学仍然持续进行着《毛泽东文集》的编译工作。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现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塞奇教授的长文《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从“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之现状”和“目前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中的一些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共党史档案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项重要的研究甚至已经走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前面。
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里，流行着几个基本概念。由于中外学者在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方面的差别，这些概念容易引起误解，在这里有必要予以适当地说明和澄清。
１．毛主义：ＭＡＯＩＳＭ
“毛主义”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创立的一个学术概念，其意是说，毛泽东革命不可否认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这一思想体系又的确具有“中国不同于俄国”、“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内涵。如果说这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应当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这部具有鲜明独创精神的中国政治名著，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即“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百分之七十的功劳归之于农民，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而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对苏俄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由完全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①其语义学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哈佛大学的另一位学者布朗特（Ｃｏｎｒａｄ Ｂｒａｎｄｔ）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ｔ ｈｅｍ）。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俄式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