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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和创办了一个专供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干校”，毛泽东很高兴，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语稿上作了批语：“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１９６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①１９７６年初，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他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②
另一方面，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则强调要选择一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干部。在考虑中共“十大”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毛泽东提出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１９７２年７月，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来信上批示：“多次讲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①同时，毛泽东对于由于人为造成的身份差异极其不满，试图进行改革。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改变帽徽、领章问题，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８、２９日在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战备计划时，毛泽东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②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在对“劳动”本质及其类型的解释上，毛泽东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视为“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资料并不支持关于毛泽东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价值的笼统说法，但是问题在于，他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人为地划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其位置不能颠倒，并以此为据，知识分子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论”：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①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道：“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②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相互外在的二元结构，毛泽东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使用强力实现“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方面主张“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③。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①
于是，一方面，发动“知青下乡”风潮，号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建立由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推荐学员的选拔制度。
尽管毛泽东本人是个饱读诗书、卷不离手的人，可对于读书人却一直持有成见，“文革”期间，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中仍然认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观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甚至直到１９７６年３月３日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坚持认为，孔夫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几个他所钦佩的历史人物，都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②可见这种观念对他影响之深，已渗入骨髓。
第三，“小人物”与“权威者”的关系。在这二者（与此相适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保护和拯救前者的角色。这里，生物进化论的明显倾向，似乎与毛泽东至上权威和足智长者的“导师”身份合为一体。他多次申明“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的话。延安时期他就曾说过：“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③到了晚年，毛泽东的这一取向有增无减。
１９５４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批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不如说其目的之一也是要表示一下自己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姿态罢了。就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空白处，毛泽东留下这样的批语：“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在这些批语中，毛泽东的态度和倾向明明白白地表露出来。但到１９５７年他又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了不少好话，对李希凡的评论文章批语“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自己这次要站在王蒙一边。①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邹容和章太炎，认为他俩都性格鲜明，并且做出大事时都是青年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②以最大权威的形象支持、组织“小人物”反权威，这不能不是晚年毛泽东政治伦理观的重要表现之一。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的普通教师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子女在生活方面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有资料说，此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生活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以至于最后流下了眼泪。③１９７３年４月毛泽东反复斟酌，终于决定给李庆霖复信。毛泽东写道：“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④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还不时念叨此事，说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①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毛泽东特别在意，在感情上会给予更多的投入。
这种潜在的政治伦理情绪，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流露出来。在毛泽东晚年思想转折之关坎的１９６２年，他再次背咏了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中的那段名句：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②
据毛泽东后来说，最早构想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类事情，大致就在此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基于“压抑—创新”价值观的趋动，毛泽东晚年试图通过各种社会身份的功能互换，借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均平境界。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5节 “毛主义”的起源、性质与内涵（1）
对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学者来说，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１６—１９９９）这个名字早已就耳熟能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