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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人治”与“法制”的争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经济规律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制度模式的研究……等等，其意义都远远不仅限于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纯粹学术领域，其共同的深刻旨意在于：打破僵死凝固的观念束缚，自己反省、认识、剖析自己，以推动已经落后了的中国赶上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
与以上种种探索相比，对毛泽东进行公正的科学评价，实际上具有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思想解放意义。问题并不难理解，对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设计者和缔造者——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２０世纪超级伟人的评价，实际上关系着我们民族今后数十年的基本发展方向，关系着整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格局。事情愈是至关重要，人们的心理负担也就愈加沉重。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从严肃的会场到街谈巷语，从中国的穷乡僻壤到世界的华都盛市，人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态度，或沉郁，或激昂，或坚信，或猜测，密切注视着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政治评价。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中国人把这一政治评价看成民族自我前途和命运的关键环节，外国人则把它视为衡量中国价值的重要天平。
在现实的十字路口上，产生了选择的需求。当时邓小平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他的这一洞见，不仅是我们数十年来发展与徘徊的深刻总结，而且同时点破了人们为之担忧，感觉苦楚的心理死角和压抑本源。不久以后，中共中央集体讨论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步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政治评价，扫除了围绕在他身上的层层神秘莫测的光环，他又以“人”的形象回到了我们中间。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这一名词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称谓的狭隘载体，人们面对他、思考他、分析他、理解他，都与“我们”及其自己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人们的意识中，无论褒也好，贬也好；爱也好，憎也好；循情也好，论理也好，都不能否认：“毛泽东”的确标志着某种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权威象征。严肃、公正地说，他的巨大威望和影响更主要的并不是靠权力建立起来的，正如毛泽东晚年在批评林彪时所说，“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①在那个人们不会轻易忘掉的年代里，尊敬、愚忠、崇拜、服从，许许多多说不清的东西混杂黏合在一起，一切都发生得那样自然、自觉，那样顺理成章和不证自明，几亿人在他的呼唤和感召下“指示照办”，“挥手前进”，这绝不是单纯的权力控制所能达到的。在这里，权威信念的合理性实际上起着相当重要的支配作用。我个人认为，不从这一深度理解问题，对毛泽东的研究就只能是隔岸观火，涉及的只能是表层皮毛。显然，整体民族的“有组织激动”的迷乱与颠狂，只能说明社会有机体内部出了毛病，或许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整体民族丧失了自我。无意识中，人们自觉地奉献，不自觉地牺牲，往往在毛泽东身上去捕捉已被铸冶过、洗涤过的自我折光，仿佛若明若暗，若离若合，总能在“毛泽东”那里发现和感觉到自己的影子。那时，人们为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能成为“毛主席的红卫兵”，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数十年来，的确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左右、牵动着整个民族的思维、行为、理性、情感，甚至在每个人的血液和灵魂中都深深地烙下了它的痕迹。从而，不自觉地为能使自己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而感到无上荣光。其实，这种感受和感觉，在今天往往并不需要凭借严缜的逻辑推理和思辨论证，而是那么质朴、直观和平常，因为，感觉的灵魂深处是“自我的生活”。这样，“毛泽东”这一称谓，实际上已在人们的观念中概念化、范畴化了。一方面，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形成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内在地同每个单独个体联系在一起。他涵盖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因此，“毛泽东”已升华为某种体现民族实现与政治发展的普遍社会文化现象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应把“毛泽东”视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它既是整个民族自我意识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投影，又是理性与情感相交叉的一束花环。他曾标志和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思维形态和行为机制的完整过程。
毛泽东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他的经历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动荡、冲突、矛盾之曲折前行和有序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民族精神结晶的典型意义。无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艰难变幻的宏观图景中，还是在人们主观思维发展的潜移默化中，“毛泽东现象”无疑是一个既有极大影响，又有相当代表性的发展模式，他的思考与中国近代（乃至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制度设施、民族心理、理论体系、时代特征等诸因素密切相关。舍此现象恐怕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将难免空泛、疏漏。同时，毛泽东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能动的思维实体，他的思想发展又有着许多独特的特征，如认识结构、价值系统、情感机制和判断准则等等。在这个角度上，毛泽东的个人气质、秉性和人格又极其突出鲜明。理论上，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虽然有时相互矛盾，有时融为一体，但总是形影不离，不可分割。由于“毛泽东现象”可以说处于两个时代（古代与近代）与两个自我（“大我”与“小我”）的矛盾交叉点上，是时代与自我的双重组合，而且，他又集农民与领袖、政治家与思想家、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于一身，因此，对他的思想的研究与剖析就必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对此来说只不过意味着思想结构要素的不同组合和重新配置而已。“毛泽东现象”作为民族理性成长的一个片断，将在历史中获得永生。
尽管本书的最后一章涉及较远，但全书主要讨论的范围大致限定在１９１０至１９２１年的历史阶段内，研究的重心是早年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或政治文化观念。正如朋友们常问我的，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讲，无疑此题仅占有一个相当狭小的历史时空，并不能由此全面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翻卷峥嵘的宏观景致；而且，这一阶段也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成熟时期，又不能由此显示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全貌和精神本质，至多不过是他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一个“萌芽形态的片断”而已。
前言第3节 引言（2）
那么，讨论此一话题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呢？
的确，在从“戊戌”到“五四”的宏观思想史的背景中，青年毛泽东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在本世纪最初的数十年中，他显然不能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大家同日而语。这不仅由于青年毛泽东没有他们那样蜚然的学术声望和显赫的社会地位，就思想理论的洞析深度、涉及广度和体系的完整性而言，青年毛泽东也只能堪称“后学”，而不及前者诸公。但是，依我理解，所谓研究的效用与价值，不仅应包括思想对现实所产生的直接、有形和显露的影响，诸如《新民丛报》或《新青年》当年风靡社会所引起的巨大意识反响；而且还应包括思想内容与潜在的思维范式、伦理要素及其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相互吻合程度。也就是说，不仅应当从规范的理念（应当如何的逻辑推理）去评价某种体系的价值，而且还应当从实证的历史（已经如此的现实过程）去把握某种观念的效用。换言之，某种思想体系或观念形态，愈是与特定的内在社会结构相吻合，愈是逼近于体现民族意识的自我本体，它就愈有研究价值和理论效用。因为，只有具有精神遗传功能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思想”。任何一种具有这种属性的体系或观念，实际上必定已超越了思想家的具体躯壳，而在某种程度和一定意义上，升华和体现为整个民族精神的普遍意志了。
辩证法就是这样，正由于早年毛泽东仅是个“小人物”，因而其思想的种子只能深深地埋藏于中国民众的广阔土壤之中，更为直接地从中吸取营养，从而更能无隔膜地反映出普通中国人的意志、愿望、情绪和要求。如果说，上述名流大家所代表的是近代中国觉醒了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这种探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因而也具有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那么，早年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心声。显然，这种体现“民族智慧状态”（普列汉诺夫语）普遍化与典型化的意识形象，恰恰是名流大家们所不能取代的，而应当成为他们思想的互补。因之，正由于毛泽东当年仅是个“小人物”，因而才是不容忽略的。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复杂，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的观念已化为了群众的灵魂，手挥手毕、一念之语都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恐怕不能不与上面陈述的思想特征有关吧。个体意志只有与民族精神相联系时，才能产生力量；相应地，思想体系的研究也只有被纳入宏观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才更有意义。
按照发生认识论的原理，任何认识都首先建构在一个由主客体综合作用的“格局”之上。这个“格局”随着环境的刺激和主体的成长，逐渐丰富、变迁和复杂化。①高级的“格局”形态是由低级“格局”形态发展而来的。在高级形态上，低级形态的某些残片、因素和颗粒作为遗传物还存活着；而另一些原先仅作为征兆、胚芽和细胞的东西则又会发展为具有充分意义的高级“格局”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