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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②
因此，人与动物区别不在于生命充满活力，而在于人具有理性。这里，“理性”的含义不是理智和道德，而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由于人具有理性，因而就更能领会生命快感的本质和真谛，就更能去体会超越本能的价值和意义。所谓“动必有道……善乎善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指的就是这种源于本能而又超越本能的生命意识。这一意识将本能上升为“道”，而本能之道的还原无非是“生”。有“生”才有一切，有“生”才有价值。“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样，“体”为本源，“德”、“智”均为派生，失去本源，所谓“尚德”、“贵智”皆为空中楼阁、浮云流水。由此可见，在最本源的意义上说，早年毛泽东的人学观念具有自然人本主义的性质。“生，进也”，它表示着一种非稳态的进化过程，欲望的本能必然蕴含着“力”的冲动。这种本能外化反映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对“动”的崇尚和认同。他认为：
是故政治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①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16节 “自我”与社会（2）
在这里，毛泽东数次提及“生活”、“人生”，与此相联系的则是“政治迭乘”，“事态百出”。也就是说，只有“动”才能体现“生”。因而在毛泽东看来，宇宙、世界和人生中，似乎没有永恒的形态，一切价值都存在于“动”的转化之中，真理只是存在着的流逝，所谓“历史生活”无非是交替着的生与死的本能。在这种交替之间，人类本能的不满足感，最终转化为某种期望的幻影：“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向往）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向往）平安。”“动”中求“静”的期望不能长久，因为它有悖于人类本性。“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因而“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②。
如果说，“动”是“生”的形式，那么，矛盾、斗争及其相互转化就是“生”的内容，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①据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１９１８年毛泽东与他谈话的主题是《周易》之道。②显然，这时“差别”在毛泽东思想中已占有重要地位。综观当年毛泽东的若干通信和笔记，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议论：
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③
想像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④
毋庸赘言，毛泽东的这些表述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但问题的实质远不在此。这些一组组、一对对似是而非、无法界定的概念和范畴，反映的正是对活性生命的内在体验。它们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转换；游离不定，而又唇齿相依，从而周而复始，盈盈不衰……这超越时空而又回归存在，只能感觉却不能规定的“差别”，其本质上的象征含义不正是“万即一，变即常”的生命形象吗？反宿命论的不安定感和生命体验的内在怀疑倾向，或许是辩证法思维的原始起点，从赫拉克利特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跳入同一条河流”到后来的非理性生命哲学一派，大致如此。在这里，辩证思维和非理性直观体验都是思想形式，而真正的思想内容显然与对生命含义的执著寻求和敏感觉察有关。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巨大历史人物，在我个人看来，很重要的一个侧面，就是他对生命本体的敏感、把握和理解。“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超越意识，必然从“生”到“动”，最终积淀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美感体验，并从中尽情享受那只属于自己的、日常语言所表达不出的社会、心理和“本我”的快感。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之所以区别于他人，奇迹般画出自己特殊人生轨迹的思想因素之一，换言之，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较深层的思想发展起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中，“身”与“心”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由“身”上升为“心”成为中国人性观念的内在途径。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同样如此。尽管他对生命本体的强调比起同时代的思想家似乎要直接、更激烈，但从他思想结构的整体发展看，“身”只是“心”的载体和基础，在追寻形而上的本源时，毛泽东仍将属于精神层面的意识、意志、理念等要素看成人类超越动物的天性。在他看来，不断动荡、矛盾、转换和斗争的生命本体，需要进行自我规范，它的体现则是“道”，一种只属于自己，由自我支配，但又指示、规定、约束着自我的无形力量。毛泽东称这种更为普遍的抽象目标为“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宇宙、世界、人生之中的诸多差别，应出于同一的本源，现象世界“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有一个形状也”。针对改革时代议论繁杂的局面，他说：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①
显然，这里毛泽东试图寻找超越并支配着现象世界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本大源”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极为抽象的。“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②如果说，大本大源谓之“道”，而本性之“道”又藏于“心”，那么只要启迪人心，焕发出那固有的“良知”与觉悟，就可以说悟到或接近了“本源”，人性的发展就进到了一个新层次。因而变革政治，改造国家，应首先变革人心。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岂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日壹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③
“心”是五四时期毛泽东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个命题上他花了不少工夫。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年写了《心之力》的文章，被杨昌济先生给了一百分。①虽然这篇文章至今我们仍未找到，但许多资料却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６日日记有如下记载：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为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办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之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②
那么紧跟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人心能力说”指的又是什么呢？显然，当“心”与“身”处于分离状态时，它则泛指某种精神价值。在毛泽东那里，一方面“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因而“心”先是与个体联系着的；另一方面又把“根本上变换全国之首思想”视为改造社会的起点，希冀“有大气量人”的竭诚努力，所以意志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这样，“心”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撰著中，就体观为“自我实现”和“意志强化”这两大思想要素。
早年毛泽东的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贵我”，“实现自我”、“完心”、“尽性”等等概念。可以说在他的观念中，这些字眼首先指的是个体的感觉和体验。基于此，他将“自我”的自觉放到了万物渊源和超越一切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大宇宙”只不过是“小宇宙”的凝聚和组合，浩瀚无垠的宇宙之谜，归根结底体现的是来自自我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毛泽东把这一哲理概括为“精神个人主义”。他说：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止（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之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①
既然把“完心”、“尽性”作为最为本质的道德准则，那么，人的问题、社会的矛盾就自然可以归结于“实现自我”了。因为只有个体的“良知”通过内在的反省从而悟到光明的前程，才能由己及人，由个人到社会乃至宇宙。在这里，“人”等于“自我”，而不等于“仁”。他超越了人际的和谐，基本精神是“自我”的明智、执著和信念。因此毛泽东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②他举例说，譬如著书，表面上仿佛是为别人而写，没有一位作者不想与读者对话，但实质上“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当作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时，他所体验的正是内心绝对自由和价值氛围。为此，毛泽东在读书批语中写下了如下这段极其典型的“唯我论”的内心独白：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一切时空内百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