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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诞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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庠生”,但1893年两次乡试不第,名落孙山。在极大的压抑情绪笼罩下,他感叹人生,恨及自己,以“余生真草草,桂短折甚怜。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的自嘲诗句,迎来了甲午海战那隆隆的炮声。戊戌以后,杨昌济的经历有所好转。六年留学日本,三年读书英国,而后又短期考察、游历德国、瑞士,西学知识大增。归国后,他数次拒官而从教,以教育为天职,以育才为己任,“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成为其自励自勉的座右铭。①191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20年初长逝于京郊西山。对杨昌济一生,当时曾有人评价说:    
    君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先儒之书,十余年来,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然有以自得于己……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日进不已也。②    
    通过考察杨昌济的著述,我们会看到,虽然他在外十年,可谓精通西学,但就整体的思想主流而言,他仍是个地地道道的典型儒生。如果概括其思想融会中西的特征,我们不妨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综观其思想发展的总体,恪守中学,特别是儒学各家,辅之以西学是他思想特色的根本所在。而其具体的观念体系,并未超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樊篱,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职,以治国为终,走着一条明显的“内在超越”的思维路线。这个“新儒学”体系恰似一个同心圆,以一个共同的价值中心为出发点,构成一个层层外溢的波纹。    
    最内层的一圈,是个体的修养和自觉。杨昌济把这看作是成就大业的一个中心和起点。他认为:“体魄界之中心点,吾身是也;灵魂界之中心点,吾心之灵是也。总之,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为己者为此也。”①既然“天地万物,以吾为主”,那么这个个体的素质就至关重要的了。    
    一方面,杨昌济认为,待人以诚,律己则严,是为修身之本。他曾以机械力学原理解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当别人强于自己时,“则积诚以感之”,以我之小动人之大;而当我强于人时,仍应以诚相待,助人以促其进展。他在日记中把这种为人态度概括为五个方面,写道:    
    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表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    
    于己他则讲求勤、俭、劳、洁、廉等等。早年,他就重视理财,这并不是为了经济收入,而是把它看成是培养德性的方式和方法。他说,家者国之本也,理财一事人们多以为“鄙吝为耻,殊不知俭以养廉”,其实则具有极大的修身功能。他还认为:“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一懒惰,承受之而来的就是农田废耕,工失建树,商业凋蔽,士无知识,最后家破、国败、人亡、政息。因此,“人之生利,必需劳力,未有安坐而能获者”①。杨昌济推崇曾国藩的儒学精神,常在日记中感慨万千,觉得自己不如曾文正,甚至追踪寻迹,读曾国藩所读之书,效仿曾国藩坚持天天记日记。    
    另一方面,杨昌济又强调“心”的功能,即所谓“致良知”,讲求通过“深思”,去发现和巩固那个固有的“自我”。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说:所谓道德就是磨炼意志。“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所谓意志坚强的人,是指“对于己身抑制情欲之模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因此,他提倡内在的悟性,主张“独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之人也”。在涉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杨昌济把“利益”与“主义”分离开来,他说:人是社会之人,当然应为所居社会谋利益。如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应当牺牲个人以服从社会。但是,“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也之说也。吾国伦理学说,最重个人之独立”②。    
    重义而轻利,是典型的儒学传统。这里,杨昌济的观念并非像学者所说的那样“巧妙地将修身学说和近代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论结合起来,企图用儒家的‘小我’与‘大我’的理论去防止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弊病”,而是注重和强调个体内心的悟力、独白、信仰和意志;并以这种“内心超越”的发散力量,去寻求宇宙万物之固有价值。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宇宙恒空,都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本体,它主宰一切,统辖一切,囊括一切,具有至高至上的真理价值。宇宙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贯通着一个“大原则”。这个“大原则”之所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是因为它就存在于你心中。只要深思默会,就会洞晓、贯通而最终得“道”。因此,“万有惟一心之所成可也”;“宇宙大本与吾人心灵确然同一”;“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显然,这种“内心超越”的本体论,其目标不是神界而是人间,不是天国而是自我。这样,如杨昌济自己所言“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思想遨游了宇宙一圈,又归宿于本心之中。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14节 来自杨昌济新儒学的熏陶(2)

    强调知行合一,讲求经世致用的道德外化精神,是杨昌济思想中的第二个圆圈。既然宇宙“大本”是个体的悟性和感知,那么,信仰的力量就只能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了,因为自觉了的个体承担着启迪众生和联系社会(群体)的纽带作用。杨昌济推崇王船山、顾炎武、谭嗣同和曾国藩,认为他们都是知而行之的典范。道德的修养,个体的自觉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力行才能真正地实现自我。只有当“小我”扩充、发展成“大我”之一部分时,“自我”才能全部地体现“大本”,因此,道德的外化和初衷,就成了沟通个体与社会、心与道的关键环节。杨昌济曾反复强调:“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关于“贵我”前文已谈及,至于“通今”,杨昌济则说:    
    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①    
    在一定意义上讲,强调“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仍然不是目的,相比较启迪国民性,再造社会中坚而言,它仅是个桥梁。“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或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观念通病。在意识角度上,他们并不轻视民众,甚至每言必曰重民、养民、保民,而在无意识的角度上,却时时处处以儒化为标准,将君子、小人的限界划得十分清楚。而君子所谓“立志”、“贵我”,无非是为了教化斯民,使之变为君子,人类皆为圣贤。杨昌济并未脱出这一巨大的观念樊篱。早在戊戌时期。他在论证振兴工、农、商业时,就认为“农工之朴钝者,性也,抑习也”,因而改革的责任只能由“读书明理之人”承担,如没有他们的引导,农工之人各事其事,则“没世而不能相通”。直到1914年他著《论语类钞》时仍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任何条件下,社会与人都有两面性,社会有光明和黑暗,人有善良与丑恶;极治太平界如此,迷乱混浊界亦如此。只不过两界之中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比例不同罢了。本于“性善论”的理论前提,杨昌济就极重教育和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样,实施教化的主体就只能由有知识,富教养的圣贤们承担了。他在《论语类钞》中明确地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寻常之人,多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有辅世长者出,示之以模范,而启发其向上之心,则成就亦有可观者。”不难看出,君子知则力行,在杨昌济来说就是一种道德外化,使存在于自己心中的德性与道统逐渐外推,普及于茫茫俗世,“在唤起国民之自觉而已”。而要达此目的只能靠“少数贤智者”,“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②    
    第三个圆圈,就涉及到了中外思想与文化的比较。当然,以启迪国民为核心的道德外化实践,也并非杨昌济思想的逻辑终结。显然,既通晓儒典,又十载留洋的杨昌济,对此是有发言权的。在这个问题上,杨昌济原则上持“中体西用”论。如前所述,他少年和青年时代受传统国学影响极大,可谓根深蒂固。就其整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来说,国学无疑在他的观念中占有最为显要的位置。甚至留日留英时,这一现象的本质也未曾改变。杨昌济的文章,虽博引中西,但立脚点与归宿点仍为孔孟及以下各家之言。例如,他曾运用机械力学的杠杆和旋轮原理解释人际关系,认为两种“运动”都是以其小力而动大物。机械的微妙在于掌握重心,而人际的着急在于“吾心之诚也”,“积无数之温、恭、忠、敬,而成盛德至善之功用”。①    
    显然这样的中西融会并不是在讲力学,而是在讲人学。作为留洋学生,杨昌济认为到外国学习固然重要,但基于他个人的经验,觉得这并非惟一道路,关键在于立志刻苦。他在《劝学篇》中说:“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且即令不往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杨昌济这段语意的真实语码意义在于:重心不是说明“受益孔多”,而是即使不留洋,“未尝不可为学”;而且,本国、东洋(日本)、西洋,形成三个层次,中心是本国。很显然,一方面他的意思是中学比西学更为本原和重要,基础在我而不在人;另一方他也无意识地告诉人们,自己的学问和思想,主要来自中国的经典,而西学影响是次要的。这样,杨昌济引发了下面这段非常有名的议论: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②    
    正如许多人都已说过的,杨昌济的上述观点,对于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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