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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了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换届选举委员会主任王勤学，他对记者说：“今年1月6日、8日两天，村里有人向他反映收买选票的问题，便立即向大张镇政府换届选举指导组汇报了情况。”他还说，1月10日村里换届选举正式开始，分东、西、中三个片投票 ，但西片和中片的投票箱直到下午4时也没人投票。在场选民有人说：“大部分选票被人买走了，再投也没意思了。”也有人说，有些人的选票没被买走，觉得吃亏了，等人来买，所以不投。
记者采访了大张镇政府镇长、换届领导组组长侯晋川。他对记者说，买选票问题他向市里反映了。市委、人大、纪检、检察院、民政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了此事，没有查出买选票贿选的证据。所以，1月15日西片、中片重新投票，加上1月10日东片投的票（按有效统计），预选时选票为五百一十余票的候选人王某却以两千多票当选村委主任，而预选时选票为九百五十余票的刘某则以三百多票落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党员坦率地告诉记者，这位新当选的王某往年承包煤矿赚了钱。知道买选票贿选是违法的，但为了当村长还是要买选票。每张选票50元，他光买选票就花掉了十二万多元。他当选后还要请帮过忙的人吃喝，包括对镇政府的人也要表示感谢。
选举投票时公安派出所派警力维持秩序，也不能忘了人家的好处。
近日，霍州市一领导对记者说，有关大张镇靳壁村村民反映村委选举买选票贿选问题，霍州市有关部门正在组织调查。
无独有偶，4月7日的《京华时报》报道，在浙江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富翁为当选人大代表 而“高价”向选民“争购”选票的现象：2003年1月8日，台州市黄岩区人大代表头 陀镇第五选区的三位人大代表候选人，都是当地年轻的企业家，个人财产均在千万元上下。为了当选，他们分别以80元一张的“平均价格”收买选票，每人仅此项开支在20万元左右；另外还要花钱请客吃饭娱乐，总开销“最保守的估计也要三四十万元”。
这种贿选的做法当然是违法的，浙江省人大有关人士表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尽管如此，这些现象表明，一些经济上迈入小康、进入“中产”的人士开始希望“参政”了。
第六部分第170节 必须重视中产阶层的参政
当有人与台州的朋友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时，台州的朋友说：“谁不知道企业家 是讲投入产出的，这些人不会白费心思烧钱。他们为什么舍得花这笔钱，当上人大代表又有什么‘回报 ’呢？图个虚名，光宗耀祖？”人们告诉他说：台州地处东南沿海，原是山多田少的蛮荒之地，自古民风强悍，重实利，敢冒险，不怕官。他们哪里在乎官场虚荣？当人民代表是有实权的，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拿XX区来说，人民代表们联合起来，曾罢免了区人大常委会一位主任。什么理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关系到当地群众和企业
家们的切身利益，却被人大常委会的一纸决议推翻了。这种违背法定程序的擅权行为激怒了人大代表们，众代表便不依不饶，据理力争 ，开会罢免了那个主任。台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的公安局长也是生生被人大代表们联合起来罢了官。可见，人大代表权力是不可小觑的。
与此同时，有个老板是人大代表，他厂里的职工因为暂住证过期被派出所拘留了。他连夜到派出所去要人。派出所的门卫让他从边门进去，他掏出人大代表证，说：“我是来视察的，必须叫你们所长开大门迎接！”派出所长回答说，他只是一个人，是个人行为，扯什么视察？！谁知这位老板立即掏出手机，当时叫来十个以上的人大代表。最后，派出所长没脾气，只好吩咐门卫开大门请他进屋。
于是乎，在台州人的眼中，这样的人大代表当然值得当！拿出一点资金来搞政治投资是合算的。结果，一些有钱的人便演出了上面的贿选闹剧。
当然，严格地来说，他们算不上真正的中产者，因为列入中产阶层除了经济的富裕外，还要求其文明素质等条件，但是，无论是山西省霍州市还是浙江台州市的贿选现象，都表明了在经济上迈入“中产”的人们的“参政”意识和可能采取的手段。毫无疑问，如果这样的“ 中产人士”一旦“参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中产阶层的参政是一个严肃而紧迫的话题。
（2）必须重视中产阶层的参政。
在《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一书中，秦言先生指出：“中产阶级者所从事的行业多属于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饮食业，而没有和较少进入军工业、能源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等行业，并且土地资源 、矿山资源也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表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并非国家命脉，所产生的控制力量也就不足。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非同一般。”不仅如此，中产阶层的地区性或局部性社会影响力不可忽视，并且有逐渐增强的趋向。
第一，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其中，中产阶层经营者所交纳的税费等在当地占有较大比重。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九五”期间上海个体私营经济的增加值年均增长26。3％ ，高于全市GDP平均增幅14。9个百分点。个体私营经济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96年仅为5％，2000年则达到23。8％。2001年，上海私营企业户数总量达到了17。64万户，注册资金为1862。1亿元。同时，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海私营企业对上海财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上缴的财政税收逐年增加。根据上海市财政局提供的材料，1995年个体私营企业缴纳税收19。54亿元，2000年上升到69。9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9。04％，分别高于全市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8。15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个体私营企业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6。04％提高到2000年的8。41％，占全市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4。42％增长到2000年的6。12％。
在广东，全省私有企业在1993年发展到4．6万户，上半年私有企业和个体户上缴税款172亿元，到1997年，私有企业增到12万多户，从业人员达152．9万人，缴税款达330亿元。
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公有制经济不够强大甚至萎缩，而日益发展的私有企业上缴税收的比例就更高，甚至在一些乡镇，私有企业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私有企业主成为当地社会修路、建校等公益事业的主要捐献者。毫无疑问，在这些地区，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并且在逐渐增强。
不仅私营企业是如此，其他中产者向国家交纳的税额也占据着地方个人税额总量的相当比重。
第二，中产阶层的影响力不但表现在人数上，还表现在其影响力的强度上。
漫长的历史表明，在传统社会中，有两种人会积极地试图影响社会，他们主要是具有权力意识的政府官员和试图“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成为财富人，并且和知识分子结合，形成中产阶层，他们更富于经济实力和智能实力，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或者为了克服面临的发展障碍，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他们在与其他阶层的人们一起试图影响社会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比其他阶层更巨大，更加有力量。
第三，中产阶层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其影响方式上。
目前，尽管中产阶层还较少组织通过政治性的举动对社会或政府施加影响，但是，这并不等 于这一群体的人们放弃了影响意图。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时常通过与政府官员、社会要人进 行各种各样的个人接触和交往，或者一起做朋友，或者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或者找他们办事情，在相处过程中，通过经济的、感情的交往对后者的观念和行为施加影响。由于政府行为最终表现为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也受到其个人感情的影响，因此政府公务员们个人观念与行为的方向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行为的改变；中产阶层对于政府公 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影响往往可能促使政府行为的变化。
第六部分第171节 经济资源
尽管中产阶层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在全社会中占的比例不大，但当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影响政府官员、社会要人个人时，就能发挥较强的作用。例如，相当多的私有企业主向政府官员送过礼。这种行为并不是一种无私的匮赠，而是一种对政府官员行为的控制或操纵。他 们在送礼之前就有着明确的目的，甚至预想了可能的结果；俗话说：“吃了嘴软，收了手软。”结果 ，政府官员接受了他们的礼品，就很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在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无不是接受个别人或公司企业的贿赂而落马的。
王佩琦，原任云南省轻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1996年至1998年12月，他在担任思茅纸厂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兼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期间，先后收受有关工程的工程承包人颜××、康××送的30万元人民币。因涉嫌受贿犯罪，2001年7月4日王佩琦被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17日被依法逮捕。
2003年4月25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对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结果查明，刘方仁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收受贿赂人民币161万元、1。99万美元；收受某外商所送名贵手表一对。
像这样领导干部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构成严重违纪犯罪的事例举不 胜举。
如果一个中产者在不同时间多次对某一“目标靶”施加这样的影响，众多中产者也如此行动 ，他们对社会特别是政府行为的影响力就不可低估了。
虽然大多数中产者也知道为这种影响所采取这样的手段是不可取的，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权力又想发展自己的时候，不得已也会为之。
中产阶层已经为数不少，其实力不可小NFBC9，对于政治的影响穿透力强，因此“堵 ”不如“疏 ”，确定中产阶层的地位和权力，正确引导，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作用，使其能够健康地发 展，成为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这样，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稳定的作用，才能成为 我们民主政治发展的一支健康力量。
第六部分第172节 注重自身利益
三、五大缺点，构成中产阶层的群体不足
中产阶层作为我国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