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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有一个关于中产者对于日渐嚣张的“台独势力”的态度调查，有973％的人反对分 裂国家，反对“台独 ”，认为“‘台独’是逆历史潮流、背叛祖先和民族的行为”，有984％的人认为“‘台独 ’不 利于中华民族的强大”，有90％的人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应该对其实施武力”，甚至 有人表示自己愿意参与反对“台独”的战争，为捍卫国家的统一而战。
另外，中产阶层大多数希望国家早日迈向宽裕、小康大道，迅速强大起来，在国际舞台上发 挥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应有的作用。同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对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表示关注 。
我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也无不证明：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是现存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毫无疑问，中产阶层对于我国现存秩序 的积极肯定，对未来的巨大信心，对国家统一的愿望是我国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助力 器。
第六部分第164节 中产阶层的参政方式
二、中产阶层的参政方式
2003年3月7日，一条“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私营老板获空前广泛参政空间”的新闻，从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北京传出。
新华网记者于绍良、张玫报道，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
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百多位来自非公经济的代表委员，数量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空前 。
对此，中国广播新闻网称：“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是‘改造对象’的私营企业主，如今正昂 首阔步走进国家最高权力殿堂。”“民营企业家正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说 。
６５岁的尹明善被誉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步入高级政坛第一人，2003年１月，他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紧随其后，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也当选为该省政协副主席。在浙江省当选的８９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１４位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徐冠巨说，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志，也是中产阶层参政的一个里程碑。
改革开放初期，非公经济在我国是以主流经济形式的“异己力量”出现的。在１９８９年， 中央文件仍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如果是党员，要劝其退党。但是，到了２００２年，逾二成的私企主都是中共党员。据中央统战部最新一项调查表明，到２００１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２４３３万户，私营企业为２０２．８５万户；注册资金２１６４８亿元。戴建中认为，随着私营老板这些社会新阶层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他们必然要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顺应形势，把他们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新阶层人士开始空前地登上政治舞台。全国工商联第九届委员会新当选的２２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民营企业家的人数由上届的两个增加为7个。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已有数万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对于这一现象，国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动员和吸收新的社会阶层，提高其政治地位，也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以十六大和2003年的“两会”为标志，随着私营老板等中产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日趋活跃，中国经济的列车也将在高速轨道上隆隆前行，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促进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突飞猛进。
在不断迈上民主、文明的征途上，我国中产阶层参政已经势不可挡了。但是，我国中产阶层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其参政具有自己的特点。
1个性英雄：不合群
中产阶层的参政特点首先是由其群体的个性英雄的人格决定的。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在群体“人格”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独立性强，不接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敢于自己闯天下。
二是能力强，很多人被称为“能人”，而那些能够取得生存发展、积累起大量财产的人，几乎各个是能人。
“独立性”与“能人”的结合，使他们成为“个性英雄”。他们较少与他人进行实质性联合 ，也较少能组织成紧密型的群体。
在中产者创办的企业中，他们多数是单独出资的，人数占60％以上；而且，随着年龄递增，创业时的投资者人数递减，即单独投资的倾向增加，二人合伙和多人合伙的减少。另外 ，25岁以下年龄组中由3～4人或5～10人合伙，共同出资的占10～20％左右，26～35岁组中由2个人合伙的占20．2％。这表明，中产阶层投资多数是单枪匹马地干，中年业主即使合伙也是限于二三个人之间，老一代“老马识途”者更倾向于单枪匹马。
一般来说，人们在开办或经营企业时，都存在资金不足、生产场地狭小、技术薄弱、原材料缺乏、销售渠道不畅等困难，很难同时具备诸多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因此 许多人采取与人合伙的方式，汇聚几个人的资金，综合各自的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来承担 风险。但是，在私有企业中却表现出一个这样的现象：在私营企业中，合伙投资人数却逐年 有减少的现象。
在北京一项有关私营企业的调查中，2001年较1999年在总体上，独资企业增加了0．8％，2人合伙与3～4人合伙分别减少了0．2％和0．9％，10人以上的合伙稍有增加，但这多为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合伙企业。从年龄上考察，25岁以上组表现为3～4人或5～10人合伙的减少，2人合伙或1人独资的增加；26～35岁组表现为2人以上合伙的减少，1人独资的增加。并且，在能够延续和生存下来的合伙企业中，多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合伙，而不是无亲缘关系的朋友之间的合伙。
在中产阶层中，不仅私营企业家表现出不合群的倾向，另外像律师、自由撰稿人、文化人等也都是独立人，他们在自己的空间中生活、工作；公司中的白领也表现出与其他人相对强的独立性——这往往以他们较强的工作能力体现出来，他们的工作很少有 协作的特色。
事实上，中产阶层多是“独立人”组成，他们倾向于单枪匹马地创天下，独立地进行工作， 表现较弱的群体性。
尽管中产阶层涉及到各行各业，甚至是不同的人群，但是，在不同的中产阶层成员之间，一般却较少来往。甚至，他们在同一地区、同一行业是如此，彼此之间除了业务上的往来 之外，较少有人际或人情往来。
第六部分第165节 业务纽带
在不同行业中，中产阶层之间因为没有业务纽带，彼此都忙于自己的事务，很少凑在一起。 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其他所有制单位、其他职业上转化过来的，以前在地位、职业上形成的“落差”还影响着彼此的看法，官员出身的看不起有过“监狱史”的，科技人员出身的看不起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他们之间不仅较少沟通，而且常常不相往来。在中产阶层中，平常来往的朋友多是同乡和过去的同学、同事，其中包括机关干部、企业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务农农民等，以及在经营过程中认识的业务人员和政府官员，限于有业务关
系的范围之内。
中产阶层的这一特性，表现在同行之中也是如此。相对来说，交往比较频繁的企业界 也是“难相往来”。
在资金流动和投资方面，中产阶层之间相互融通和相互投资很少。一项关于私营企业的调 查表明，1992年，私营企业主中向自己企业之外的投资只有4．1％，25岁以下的业主100％没有向其他企业投资，46～55岁的业主中向其他企业投资的较多，也只占5．7％。所有被调查的业主，取得50万元以上其他企业投资分红的只占0．3％。尽管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资金和投资仍然没有构成私有企业主之间关系的纽带。
在某些情况下，中产阶层成员们也能聚合在一起，比如召开同行业主会议，协商共同事务等。但是，在较多的情况下气氛并不融洽，上海的可能看不起北京的，说他们官气太足，北京的可能鄙视上海的，说他们太精明小气，湖南的可能认为湖北佬太势利，湖北的可能怕湖南人骗自己……总之，中产阶层善于各自为政，多是不合群的“独立大队”。
能力强而不合群，这一现象影响着中产阶层整体的力量，致使他们难以形成真正具有影 响力的群体，这也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中产阶层的不合群特性，对于他们的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有着极大的影响。
2忙于经营而淡于议政：影响中产阶层参政
有人将政治参与程度分为10个等级，请中产阶层者评价自己处于哪种水平（其中，1级为最高水平）。结果表明，他们的这一自我评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总体平均数为4．037级，高于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低于社会声望的自我评价。
作为我国第一个试图系统地从理论上诠释我国中产阶层现象的秦言先生，在《中国中产阶层——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一书中认为，中产阶级对政治参与程度与以下两个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程度与其个人主要经济指标呈正比。
即中产者个人的总收入、自有住房价值、证券及借出款、家庭储蓄、企业年产值或营业额、年利润、年上缴税金等等的数额越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程度的自我评价也越高。
其次，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程度与他们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相关。
其中，工商联成员的政治参与程度最高，其余依次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私营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家联谊会会员。
对于参政，秦言先生还指出整个中产阶层的热情并不是很高的：这些相关所表明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实质性的，即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提高其政治参与程度，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又会提高经济地位，增强经济实力；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提高会增加其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又会增强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并且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提高也会巩固和提高其经济地位。中产阶级中的资产“大户”更可能参加工商联，更可能成为一些社会团体的骨干会员、副会长、会长，更可能成为各级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的关系也是存在的，即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