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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中的哲学（4）
3，“我”与“他人”
下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鲁迅《野草》里的哲学。——鲁迅又把人置于和“他人”的关系中来考察（揭示）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困境。这是一种横向的观照。鲁迅所关注的“他人”主要是“敌人（反对者）”、“爱我者”与“群众”。
先看“敌人”。“有一篇《这样的战士》，说战士举起投枪，向敌人掷去，”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什么叫”无物之阵？“就是你要做一件事，分明感觉到敌人（反对者，阻力）的存在，但却摸不首，抓不住，无从和它对垒交战，但你终是失败者，什么事也办不成。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鬼打墙“。人走在旷野上，明明看见有鬼，一拳打过去，却扑了个空；鬼又另一面出现，再出去，仍然扑空，鲁迅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中国办事之难，就难在到处都是”无物之阵“。恐怕每人中国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对此都有深切的体验吧，”无物之阵“是深知中国的鲁迅对国情的一个相当深刻的概括（与发现）。鲁迅认为，这种”无物之阵“是敌人（反对者）的一个策略、手段。所以他笔下的战士走进无物之阵时，”所遇的都对他一式点头。它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鲁迅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的反对改革者，对于任何变革的努力，首先是”压“，压不住就变，变得仿佛与你一样，即所谓”咸与维新“，于是对者（敌人）突然消失了，满天下都是改革，改革，改革……，以至真正的改革者，反而羞于谈改革了。
但反对之心其实并没有变，一理有机会变会反冲例算，原来“改革一两”，现在就要“反对一斤”。中国的反对改革者其实是比改革者要有经验，厉害得多，也坚定得多，中国的改革者往往是过分的天真，也过分的软弱了。何况反对改革者还得到中国传统的支持。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的另一方面：这是千百年形成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鲁迅又称之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说：“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年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细菌并无恶意的侵入”。正因为反对（阻力）来自母亲、爱人、战友这样一些“爱我者”，而且又是无意的，出于善意的（至少是无恶意），这就既难以识别，不易防备，又无法公开对阵，其可怕之处也在这里。鲁迅还发现，无物之阵的可怕还在于它的“不明确，含糊不清”。鲁迅曾问过当时的年轻人：最可怖的鬼是什么？不知同学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三头六臂”的鬼最可怕；鲁迅说，不，这样的鬼虽然有多头多臂，即使是三个，六个，或更多，毕竞有个数目，就有一个限度，也就不可怕，或者说，它的可怕也是有限的。只有没有眼睛，没有眉毛、嘴巴的“浑沌鬼”，唯其含胡不清，不知背后还藏着什么才最可怕。鲁迅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年骆宾王写文章大骂武则天，武则天看了，不过微微一笑，因为无论列举了多少条，骂得如何刻毒，武则天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无非就是这些问题，一明确，就不可怕了。鲁迅说，如果是我，就不这么骂，而是把武则天拉到大庭广众之中，指着她说：“大家看，她是多么，多么……”点点点点，就是不点明，你这里一点，她就一哆嗦，因为她个知道要宣布她什么新的罪状，她怕就怕在充满了种种暗示，却又不明确，应该说，鲁迅所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些“含糊不清”的“无物之阵”，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名目，来向他发起攻击，就只能时时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中，这对人的身、心都是极大的伤害，鲁迅可以说是深受“无物之阵”的折磨，以至身心交瘁，而在50多岁的年龄年就过早的逝世了的。中国的“无物之阵”的这种“磨杀”思想战士的力量，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爱我者”如何呢？《过客》里有一个情节，也颇耐人寻味。这客从懂事时起，就一个人向前前方，走，走，走。走得衣服破烂了。血也几乎流尽了。这时，小女孩递给他一块破布，让他包扎了一下。这“破布”显然象征（表现）着一种爱的同情与温暖，我们看“过客”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先是十分愉快而感激地接受了这块破布：孤独的战士原本是渴望着爱与同情的。但是，过客却突然警觉，又毅然绝然地将破布还给了小女孩，并且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倘便我得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好的灭亡……；或者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先是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说自己的哥哥死了，很是悲伤，走在路上，看见一些和哥哥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都活蹦乱跳的，心里想，为什么他们不死，偏偏死了我的哥哥呢？鲁迅在回信中却说，我和你相反，越是和我亲近的人，我越希望他早死。应该说，希望（以至诅咒）爱我者死亡、灭亡的思想是相当奇特的，很难为一般人理解的。于是有一位读者写信给鲁迅，问他《过客》里那段语话的意思。幸而这一问，引出了鲁迅的一番解释。鲁迅说，这很好理解。比如说，你我之间，如果本来不认识，彼此没有感情上的牵连，有一天，我们成了敌人，站在战壕的两边，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把你打死；现在我们有了联系，战场上再见时，我就会有许多顾虑了。再比如说，我有个老母亲，80多岁了，住在北京。我在上海，要作什么危险的事，我本可以无所畏惧的地去做，但一想到老母亲，她对我的种期待与爱，我就下不了决心了。可见，一个人的反抗是会磋跌在爱上的。这里相当深刻地反映了鲁迅这样的“战士”，中国的改革者们的内心矛盾：他们既渴望着爱与温情，又恐惧感（警惕着）爱与温情的牵挂，会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改革者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这内心的矛盾是相当动人的。
《野草》中的哲学（5）
再看看“群众”。鲁迅说过，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这又是一个既准确，又让人感到沉重的概括。鲁迅曾这样说，事实大概也确会如此：如果我们在大街上吐一口痰，然后蹲下作观看状，很快就会在身后围成一圈又一圈的人，大家都在“看”，既看别人，也被别人看，鲁迅在很多小说，杂文里，都写到了“看客”现象，以至构成的鲁迅作品的一个基本模式，这是高度概括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比如，今天我在这里演讲，大家在看我，我是被盾看；但我也反过来在看大家，大家也是被看的，这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都在同时扮演着“看者”与“被看者”的双重角色，如果再作细致分析，可以发现，群众所“看”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祝福》里的祥林嫂那样的不幸者。祥林嫂悲痛欲绝地讲着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不幸，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赶着去“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请注意这里的“叹息”、“满足”与“评论”，看客们是不会有真正的同情心的，他们热心看与听，完全是因为生活得太无聊，要去寻求一点刺激。他们正是通过“看（与听），把别人（祥林嫂）的眼泪变成自己无味的生活里的盐，面股无聊中的谈资，一句话，把别人痛苦转化为自己身心上的”满足“，这就在实际上把现实生活中的他人的苦难，变成鉴赏对象，游戏化与审美化了。这其实是表现了人性的残酷的。另一类”被看“的对象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的改革家，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像《药》里夏瑜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严肃、认真的探讨，宣传，通过根本不能理解的看客的”看“，变成了一种表演，他们的崇高的牺牲被看成不可思议疯狂。”看客“对意义、价值的消解，必然导致一切都成为游戏——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看客在本质上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什么都不相信，就只剩下”做戏“了。而一个只会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并且是危险的。
我们可以想见的，鲁迅在考察个体生命与他人的关系时，是怀着怎样悲凉的心情，他依然把这一命题推向了绝望的极致。但是在鲁迅作品中有一特点：在把所有都推向了绝望的极端后，反过来竟有了希望，即置之死地而后生，即所谓的“看透”，看透了便不会失望，失望只源于没有看透，鲁迅谈过一个小故事，甲先生对乙先生说：“你对我一定很失望”？乙先问为什么，甲先生说：“我曾和你说，我准备在三个月内写出十万行诗来，现在一行也没写出来，你难道不失望？”乙先生说：“不，我从一开始，就没相信你会写出一行诗来”。鲁迅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觉悟到这些，真正看透了，也就达到大彻大悟，达到超越，但在看透以后，却看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消极的态度，即“知其不可而不为”。另一种是鲁迅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其实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所以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过客总觉得有声音在一起呼唤自己。这声音其实是内心的命令，尽管怎么走。走到哪里去无法预测，但仍要努力前进，要奋斗，记得新千年结束时，我跟北大学生讲，希望北大学生像鲁迅的“过客一样，时时感到前面有声音召唤你，不停地向前走去，这就是鲁迅的哲学，”绝望的抗战“或者是”反抗绝望“。这种哲学是包含两个特点的，一是”绝望“，绝望就是清醒，清醒地面对现实，打破一切自欺欺人的神话，二是清醒地面对现实后，要有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如死火烧完，如枣树的明知”春后还是秋，“却仍作梦，生产，《野草》贯穿这种哲学，表面看很黑暗，很绝望，但黑暗中承载了光明，给人建立在清醒基础上的可靠的奋进，在我看来，这是鲁迅的哲学，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宝贵的一大遗产，最应该继承的。
非凡的想象力（1）
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都要力图创造出不同于他人、前人、独属自己的“新颖的形象”。而鲁迅活跃的自由无羁的生命力注定他要接受这样的挑战，并且会有出人意料的创造，今天我们欣赏鲁迅在《死火》、《雪》、《腊叶》中非凡的想象力。
1，“火”的想象《野草》中有两个角度可以切入的，一是鲁迅的哲学角度，另一角度是鲁迅非凡的想像力，刚才这些话题显得过分沉重了，下面我们来欣赏《野草》的很美的一面，即鲁迅的想象力。
我们要讨论的是“对宇宙基本元素的想象”。在我们生活的宇宙，有一些基本的物质元素与生命元素。人类对之有着大致相同的体认，但在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又存在着某些差异，鲁迅在《科学史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