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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80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发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字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发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超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十八、爱国，关乎吃饭问题
十九、中国可以不说
第三部分 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
一、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二、自我矮化的哲学这样大行其道
小东、纪苏这些人，可以说同逆向种族主义斗了20多年，他们的视野很开阔，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题目定在“心理性悲剧”。从日常感受和媒体人的角度，从一个比较低端的落点，讲一讲堕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学是怎样在我们国土上扎根的。这些想法跟我的经历、见识也有关系。
“歹徒与大巴的故事”别解
我觉着，一切对于时局、前途最高深的问题先不忙着复杂化。不妨用最寻常的成功学道理和励志小书的思维路径，从平衡损益的角度来剖析某种日常性情绪的弊病，这可能对改变我们“无着”的、空落的现状有一些实在的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剧就是狂躁型的愤懑不合作主义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据说，还有人把“论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纳入学校课本里去，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扯淡。早几年我采访中国著名神童张炘炀的父亲，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心得是不要让孩子看那种“Q版语文”的时髦读物，什么大灰狼其实很有爱心，小白兔其实最不是东西。正说的知识他都没有理解透，你上来就给他灌输反着来的、对立的、粗犷的、“解构”的，你不是对孩子不负责吗？
说到这一点，让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Ｑ版”。2008年出了一个范跑跑，助长了很多人撒娇的欲念，我听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说出了我们时代的真相。我说：哦，原来如此，多么不容易啊！原来要冲破那么多的禁锢，才告诉我们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可贵的真相！原来一种正面的道德，正常的伦理，只要是少先队教育里曾吸纳过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该清算的！这种逻辑不也是一厢情愿和粗暴的吗？
我看了凤凰卫视的节目，对郭先生的表现很失望，但是这个节目的格局和气氛，注定了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