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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得不竭力抑制自己像邝所刻画的那样去看待这个世界，像她那样谈论鬼魂。在她经受了电击治疗以后，我告诉她，她必须假装自己看不到鬼魂，否则那些医生就不会让她出院了。
“啊，保密，”她点点头说，“就你知道。”
当她回家后，接下来就是我必须假装鬼魂就在那儿，以作为我们的秘密——假装它们不在那儿——的一部分。我竭力想持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但不久我就开始看出什么是我不该保持的。我怎么能不这样做呢？大部分孩子，没有像邝那样的姐姐，总想象鬼魂躲藏在他们的床下，准备来抓他们的脚掌。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邝的鬼魂，就坐在床上，靠着她的床头板，我能看到它们。
我所说的并不是那薄如蝉翼，会“呜——”地嚎叫的白色床单。邝的鬼魂也不是隐身的，就像电视《绝顶好人》里那和蔼可亲、能凭空移动钢笔和杯子的幻影一样。她的鬼魂看上去是活生生的，喋喋不休地聊着过去的好时光。它们焦虑不安，牢骚满腹。我甚至看到有一个搔摸着我们的狗的脖子，而船长则跺着它的脚，还摇摆着尾巴。除了邝以外，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我也会被送到医院里去接受电击治疗的。我所看到的东西似乎是真实的，一点儿也不像做梦。那仿佛是某个什么人的感受逃逸了出来，而我的眼睛则变成了电影放映机，用强光赋予了它们生命。
我还记得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一定有八岁了——当时我独自坐在我的床上，给我的玩具娃娃穿她最好的衣服。我听到有个女孩的声音在说：“给我看。”我抬头张望了一下，看到在邝的床上有个和我年龄相仿、脸色阴郁的中国女孩，想要看我的玩具娃娃。我没有感到害怕，见到鬼魂是另外一回事：我总是感到极其镇静，仿佛我的整个身体都浸泡在一种平和的镇静剂里。我彬彬有礼地用中文问这个小女孩她是谁，而她则高声尖叫着说：“丽丽——丽丽，丽丽——丽丽。”
当我把我的玩具娃娃扔到邝的床上后，这个丽丽女孩把她拿了起来。她取下娃娃的粉红色羽毛披肩，往与之匹配的缎子紧身服内窥视着。她粗暴地扭曲着娃娃的手臂和双腿。“别弄破她。”我警告说。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能感觉到她的好奇心，她的惊异感，她对那无生命的玩具的害怕。然而我绝没有去询问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情绪的共鸣，我太担心她会把这娃娃带回家了。我说：“够了，把她给我吧。”而这小女孩却假装没听到我的话。于是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抢过玩具娃娃，然后回到我的床上。
我立刻就注意到羽毛披肩不见了。“还给我！”我高叫起来，但是那女孩已经消失了。这使我感到恐慌，因为只是到了此时，我才恢复了正常感受，才清楚她是个鬼魂。我四处寻找着那羽毛披肩——床单下、床垫和墙壁之间、两张配对床的下面。我无法相信一个鬼魂能拿某个真实的东西并使之消失。整个星期，我都在搜索那羽毛披肩，清理了每一个抽屉、口袋和角落。我从此再也未发现它，于是认定真的是那个女孩鬼魂偷走了羽毛披肩。
现在我可以想出更合乎逻辑的解释：或许是船长带走了它并把它埋在了后院；或者是我的妈妈把它给吸进了吸尘器里。像那样的事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我还是个少年时，我的想象和现实之间并没有足够清晰的界限。邝看到的是她所相信的东西，我看到的则是我不想相信的东西。
当我再长大了一点以后，邝的鬼魂被纳入了别的孩子气的信念轨道，就像圣诞老人、牙齿精灵、复活节兔子一样。我没有告诉邝这一点：如果她再次失去控制怎么办？但私下里我是用梵蒂冈认可的圣徒以及按这个价值体系运行的来世替换了她的鬼魂和阴间的概念。我满心喜欢地赞同那种聚集善德佳行的观念——就像收集那些能贴在小册子里并换取家用小器械的绿色环保标志一样。只不过代替获得那些小玩意儿的是你收到一张去天堂、地狱或炼狱——依据你做了多少好事或多少坏事以及别人怎么议论你而定——的单程票。不过一旦你得以去天堂，你就不会再作为鬼魂返回地球，除非你是个圣人。而这种情况大概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有一次问妈妈天堂是什么，她说那是个永久的度假地：在那儿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包括国王、皇后、流浪汉、教师、小孩子。“电影明星呢？”我问道。妈妈说我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只要他们能至善至美到足以进入天堂。在晚上，当邝喋喋不休地说着她的中国鬼魂时，我就用手指头数着我想见到的人，并试图把他们按我喜欢的程度排列成序——如果见面有限制的话，比如说，一星期五个。其中有上帝、耶稣以及玛利亚——我深知自己首先该提及他们。然后我会要见我的父亲和其他所有已过世的亲近的家庭成员——当然没有鲍伯爸爸。在我把他列入我的名单之前，我会等上一百年的。就这样把第一个星期给对付过去，虽说有点儿令人厌烦，但确是必须的。下一个星期是好事儿将开始的时间，我将见到著名人士——倘若他们已经去世的话，如甲壳虫乐队成员、海利·米尔斯、雪莉·坦普尔、德韦恩·希克曼，或许还有阿特·林克赖特这个讨厌鬼，他最后终将认识到他为什么应该让我出席他那哑剧演出。
到了初中阶段，我关于来世的看法是有点阴郁的。我把那地方勾画成一个有着无限学识的所在：在那儿，一切都被展示出来——有几分像我们市中心的图书馆，只是更大；在那儿，虔诚的声音正列举着什么是你该做的而什么是你不该做的，那声音通过喇叭响彻云霄。同样，如果你犯有微错而不是坏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你也不用去地狱，但必须付一笔巨大的罚金。或者如果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就去一个类似于业余补习学校的地方，那儿就是所有坏孩子——抽烟的、从家里逃走的、在商店里偷东西的、或者养私生子的——的归宿。但是如果你遵守规则，没有给社会造成负担，你就能直接进入天堂。在那儿你会获悉所有那些你的教学老师一直在询问你的问题的答案，诸如：
我们作为人类应该学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应该帮助其他境遇比我们差的人？
我们怎么才能防止战争？
我也打算要知道某些丢失了的东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诸如我的玩具娃娃的羽毛披肩以及更近一些日子，我的水晶项链——尽管我的弟弟汤米说：“向上帝发誓，我没有拿。”我还是怀疑是他偷走的。除此之外，我还想寻找一下几个没有解决的神秘事件的答案，譬如：是利齐·博登杀了她的父母亲吗？戴着铁面具的男人究竟是谁？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到底出了什么事？在死亡队列中所有那些已被处死了的人里，谁是真正有罪的？谁又是无辜的？在那些处死方式——吊死、用毒气毒死、用电处死——中，哪一种让人感到更糟糕？在解答所有这些问题期间，我也会找到证据证明是我的父亲，而不是邝，说出了邝的母亲是怎么死的真相。
等到了我读大学时，我再也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不相信那些基于至善至恶之上的报答和惩罚的隐喻性说法了。在那时我已经遇到了西蒙。他和我会与我们的朋友边沉溺在毒品的飘飘然中边谈论著来世，“就是没有意义，伙计——我的意思是，你活着还不到一百年，然后生前一切都累加起来，轰隆一声，在那以后，你就得持续数百万年地不是躺在那众所周知的沙滩上就是像个热狗似地在烤又上炙烤。”我们无法接受耶稣是唯一出路那种逻辑，那意味着从未听说过基督上帝的佛教徒、印度人、犹太人以及非洲人注定要沦入地狱，与此同时，三K党成员却不会遭此厄运。在两次吸食毒品之间，我们会试图不呼气地说话，“喔，那一类公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比如，在那以后全人类学什么呢？”
大多数我们的朋友都相信死后就什么也不存在了——漆黑一片，没有痛苦，没有报答，也没有惩罚。一个名叫戴夫的家伙说，只是在人们还记得你时才存在不朽。柏拉图、孔子、如来佛、耶稣——他们是不朽的，他说。他是在我和西蒙出席了一个朋友的葬礼后说这番话的。这个朋友名叫埃利克，他的兵役号出现在征兵公报L，结果死在了越南。
“即使他们实际上并不像现在人们记忆中的那样也是如此吗？”
戴夫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对。”
“那埃利克呢？”我问道，“如果人们记住希特勒的时间要比记住埃利克的长，那是不是意味着希特勒是不朽的而埃利克却不是呢？”
戴夫再次停顿了下来，但在他能回答之前，西蒙肯定地说：“埃利克是伟大的，没人会忘了埃利克。如果是有天堂，那他现在就在那儿。”我记得我就是为了西蒙说这番话而爱他的，因为那也是我的感受。
可这些感情怎么会消失的呢？它们是像那羽毛披肩一样，在我不留神的时候，消失的吗？我是不是该竭力去把它们再找回来呢？
我始终不忘的并不仅仅就是妒忌：我还记得在邝床上的一个姑娘，记得埃利克，记得那神圣的爱情的力量。在我的记忆中，我仍然还有一个保留着所有那些鬼魂的地方。
第四章 鬼商大屋
我的母亲有了另一个新的男朋友贾米·乔夫赖。我不必见他就知道他有着漂亮的脸蛋、黑色的头发以及一张绿卡，说话时则带着浓重的乡音。而我母亲事后会问我：“他有爱的激情吗？”对于她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须得殚精竭虑地去找合适的词语，如果他颤抖地说“爱”而不是普普通通地说“喜欢”，那么词语就具有更炽热的情感。
虽说是那样的罗曼蒂克，我的母亲却也是个很实际的女人。她需要爱情的证据：应该接受的赠予。一束花、舞厅的舞蹈课、永不变心的山盟海誓——这些都得由那个男人来决定。当然露易丝也有关于献身爱情的论断：为他放弃抽烟以及在温泉疗养地接受一个星期的减肥，不过她倒是宁愿去卡利斯托加泥浆浴场或索诺马使馆酒店。她认为懂得这一类交换的男人都是来自崛起中国家的——她从来不说“第三世界”。在外国专制统治下的殖民地是卓绝不凡的。当崛起中国家的男人不合适时，她就会转向爱尔兰、印度、伊朗这些国家的男人。她坚定地相信受过压迫和黑市经济之苦的男人更懂得危机无处不在，他们会更竭尽全力地试图赢得你的芳心，他们也乐意做交易。通过这些指导性的想法，我的母亲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次数之多恰如她的彻底戒烟一样。
一点儿没错，我对我母亲是极其憎恨。今天早晨，她问我是否能顺便来访，让我高兴高兴。然后她就耗费了两个小时用她与鲍伯的结合来比较我那失败的婚姻。缺乏义务的承诺、不愿意作出牺牲、没有给予、一味索取——这些都是她在西蒙和鲍伯身上注意到的共同的缺点，而她和我却都是“发自心底地给予、给予。给予”。她向我要了一支烟，然后是一根火柴。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