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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到河边。那个年轻的苦力早已游上岸来，一只小船上的两个渔民正在追捞衣箱里散落的东西：像船帆一样翻腾着的色彩鲜艳的衣物、像鸭子那样漂浮着的羽毛帽子、长长的像鬼的手指那样梳耙着河水的手套，但是没有人试图去帮助那个受伤的船失或者衣服闪亮的外国人。另外的外国人也没去援手：他们害怕走下那块跳板。岸上的本地人不会去帮忙：如果他们干涉命运，他们将为那两个未曾淹死者的生命负责。可我并不这样想，因为我是个客家人。客家人是拜上帝教徒，而拜上帝教徒是人类中的渔夫，所以我抓住一根掉在河水里的竹竿，沿着河堤跑过去，伸出竹竿，让竿上的绳索顺水流荡下去。那个苦力和外国人用他们急切的手抓住了绳索，然后我使尽全身力气把他们拉了上来。
一等我把他们拉上来，那些本地人就把我推到一边。那个受伤的船夫被他们弃之地上，任由他呻吟咒骂着。他就是老鲁，后来变成了看门人，因为肩膀断了后他无法再干苦力的活儿了。至于班纳小姐，那些本地人把她拽到堤岸高处，她在那儿呕吐出河水，接着哭叫起来。当那几个外国人最后终于从船上下来时，那些本地人围挤在他们身边，高喊着：“给我们钱。”一个外国人把一些小钢板扔在地上，那些本地人就像飞鸟似地扑向它们，攫夺着，然后四散而去。
那些外国人用一辆车载班纳小姐，一辆车载断了骨头的船夫，再用三辆车装载他们的盒子、板条箱和衣箱。他们一路走向在长鸣的传教会馆，而我则跟在后面跑着。这就是我们三个怎么会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经过。我们三人不同的命运就是在那条河里汇流到一起，而且像溺水女人的头发一样纠结缠绕在一起。
事情就像这样：如果班纳小姐没在跳板上蹦跳，老鲁绝不会折断他的肩骨；如果他的肩骨没有折断，班纳小姐绝不会几乎淹死；如果我没救班纳小姐，使她免于淹死，她绝不会为老鲁肩骨的折断而感到难受；如果我没救老鲁，他绝不会告诉班纳小姐我做了什么；如果班纳小姐不知道这一点，她绝不会要我做她的伴当；而如果我没有成为她的伴当，她就不会失去她所爱的男人。
那幢鬼商大屋在长鸣。长鸣也位于蓟山，但在我的村庄的北面，距金田是半天的路程。可由于有那么多的箱子和在车上呻吟的人，我们费了两倍的时间。我后来知道长鸣的意思是“永远不结束的歌唱”：在这村庄的后面，高耸入云处，有许多洞穴，成千上百。当风刮起来时，洞口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恰如那为失去了儿子而伤心的母亲所发出的声音。
我生命的最后六年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在那幢房子里。我与班纳小姐、老鲁以及传教士——来自英国的耶稣信徒：两位夫人、两位先生——住在一起。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这是很多日子以后，当我们能够以一种共同语言相互交谈时，班纳小姐告诉我的。她说那些传教士航海来到澳门，在那儿布道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到广东，在那儿又布道了一段时间。那也是他们遇到班纳小姐的地方。在这期间，一个新的条约出来了，说外国人可以在他们所喜欢的中国任何地方居住。所以这些传教士就沿西江坐船到内地，来到了金田，而班纳小姐则与他们同行。
那传教士住处是个很大的场所，中间是个大院于，旁边是四个小院子，主屋是间巨大而奇特的房子，旁边则是四间小一点的房子。把各个院子和各幢房子连接在一起的过道上有着遮盖。这地方的四周则环绕着高墙，把里面和外面的世界分割开来。已经有一百多年没人在那地方住过了。只有外国人才会呆在一幢受过诅咒的房子里。他们说他们不相信中国的鬼魂。
地方上的人们告诉老鲁，“别住在那儿，有狐狸精在那儿作祟。”但是老鲁说他什么也不怕。他是个已经相传十代的广州苦力！他非常健壮，足以工作到死；他也非常精明，完全能找到他所想知道的任何东西的答案。例如，如果你问他那两个外国夫人拥有多少件衣服，他会猜测说或许每人二十几件。他还会在夫人们去吃饭时进入她们的房间，逐一清点，当然喽，绝对不会偷。他告诉我说，班纳小姐，有两双鞋子、六副手套、五顶帽子、三件长外套、两双黑色的长统袜、两双白色的长统袜、两条白色的内裤、一把雨伞以及七件另外的东西，应该是衣服，但他无法确定它们要遮盖的是人体的哪一部分。
通过老鲁，我很快就了解了有关外国人的许多事。不过直到后来他才告诉我为什么当地人认为这幢房子受到过诅咒。许多年以前，它是为一个商人所拥有的一幢消夏的宅邸，这个商人后来神秘而可怕地死去，然后他的四个妻子，一个接一个，也神秘而可怕地死了，先是年轻的，后是年老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从一个满月到下一个满月之间。
就像老鲁一样，我也不会轻易被吓倒。但我必须告诉你，利比—阿，五年以后在那儿发生的事却使我相信那个鬼商回来了。
第三章 狗和蟒蛇
自打我们分手始，西蒙和我就一直在为我的狗——布巴的监护权争吵不休。西蒙需要看望它和周末带它散步的权利。我并不想否认他有权去替布巴捡大便，但我恨他那种对狗的骑士态度：他喜欢带松开拴绳的布巴去散步，让这条沙灰色的狗蹦来蹦去地在普勒西迪奥的小道上穿行，与克利斯野地平行地跑着；可在那儿，几乎任何一只狗的大嘴都能轻松地将一条三磅重的约克奇瓦狗咬成两半。
这天晚上，我们在西蒙的公寓为我们尚未划分开来的自由职业事务清理一年的有价收据。为了扣税的缘故，我们决定仍然应用“已婚类档联合申报”条例。
“布巴是条狗，”西蒙说，“它有权隔一段时间就自由地奔跑奔跑。”
“不错，而且让自己丧命。还记得在萨金身上发生的事吗？”
西蒙转动着他的眼睛，这是他表示“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的神态。萨金是邝的狗，北京哈巴狗和马耳他长毛狗的杂交种，一条好斗的狗，会向街上任何公狗挑战。五年以前，西蒙带它去散步——松开了栓带——于是萨金撕裂了一条个拳狗的鼻子，而这条斗拳狗的主人则向邝奉上了一张八百美元的兽医账单。我坚持由西蒙来付账，西蒙说应该由那条斗拳狗的主人来付，因为是他的狗挑起了这场撕斗。邝则与兽医医院就每一项收费喋喋不休。
“如果布巴碰上了一条像萨金那样的狗会怎样呢？”
“是那条斗拳狗先动手的。”西蒙干巴巴地说。
“萨金是条凶悍的狗！是你把它松开了栓带，结果却由邝来付兽医的账单！”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那条斗拳狗的主人付的账单。”
“不对，不是他付的。邝只是这样说说，以便不让你感到尴尬。我告诉过你这事，还记得吗？”
西蒙歪嘴一撇，他的这种怪相总是跟随着一个怀疑的声明，“我不记得了。”他说。
“你当然不记得了，你只记得住你想要记的东西。”
西蒙窃窃私笑，“哦，我想你不是这样吧？”在我能有所反应之前，他伸出他的手，手掌朝上，阻止我开口，“我知道，我知道，你有着持久不衰的记忆力！你永远不会遗忘任何一件事！好吧，让我来告诉你，你对每一件近来小事的记忆都与记忆力无关，它蕴含的是该死的妒忌。”
西蒙所说的话使我恼怒了整整一个夜晚。我真的是那种念念不忘旧恶的人吗？不，西蒙是在用回击刺人的话为自己辩护。如果我生来就有记住一切东西的本事，这能怪我吗？
贝蒂婶婶第一个告诉我，我是具有照相式记忆力的人，她的评论使我相信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摄影师。她这样说，是因为有一次当她在一大群人面前说起一部我们大家都看过的电影时，我纠正了她的说法。由于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一直是在摄影机镜头后面混饭吃的，我不知道人们说的照相式记忆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说我是怎么记住过去的事的，那并不像翻动一堆杂乱的快照，而是要比这更有选择性。
在我七岁时，如果有人问我的住址号码，那些数目字并不会在我眼前闪烁。我不得不激活特定的时刻：那天的气温、修剪过的草坪发出的气味、橡皮带凉鞋敲着我脚跟的啪一啪一啪声；然后我再次跨上那条水泥浇铸门廊的两级台阶，把手伸进黑色的信箱，心砰砰地跳，手指头四处抓摸——在哪儿？那封来自阿特·林克赖特的乏味的信——邀请我出席他的演出会——在哪儿？但是我不会放弃希望，我会暗自思忖：也许我把地址号码给搞错了。不过没有弄错，地址在那儿，就是上面那黄铜数字：3—6—4—5，结束处是周围满是污迹和锈斑的螺丝。
我记得最牢的就是这些，不是地址而是痛楚——那种如骨鲠在喉的确信：这个世界在指责我任意妄为和粗心大意。难道那与妒忌是同样的吗？我非常想成为《粗话不堪入耳的小鬼》里的客串，那可是小家伙获取名声的捷径，而且我也想再次向母亲证明，尽管有邝在，我还是与众不同的。我要冷落邻居那些孩子，使他们恼火我居然拥有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多的乐趣。在我绕着街区一圈圈地骑自行车玩时，我会构想当自己最终被邀请出席那个演出会，我要说些什么。我会告诉林克赖特先生有关邝的事情，只是那些有趣的事儿——像那次她说起自己喜欢电影《南方的太平洋》。林克赖特先生准会竖起他的眉毛，撅圆嘴。“奥利维亚，”他会说，“你的姐姐指的是不是南太平洋？”而后观众席上的人们就会拍着他们的膝头大笑大叫，而我的脸上则会焕发出孩子气的好奇与逗人喜爱的神情。
老阿特总是把小孩子们想得那么的可爱和天真，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些令人难堪的话。当然，在演出会上的所有那些孩子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可他们为什么要述及真正的秘密——他们是怎样玩晚安护士和假领医生的游戏、怎样从街角的墨西哥人杂货店里偷口香糖、火药帽和健美杂志。我很熟悉干这些事的小家伙，他们与那些欺负我的孩子一样：有一次，那些孩子扭住我的胳膊按下去并朝我撒小便，一边还笑着叫喊：“奥利维亚的姐姐是个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