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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人都惊呆了。我就像一个用棒球打碎了邻居窗户的孩子一样，紧张得颤抖起来。
“噢！”我用手捂住了嘴巴。
西蒙摇了摇头：“坏孩子。”
“这都是你的错。”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你扔的袜子。”
“谁让你看的。”
“我现在也在看。”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仍然一丝不挂地僵立在他面前。
我把另一只袜子也扔向他，然后是裤子、帽子、睡衣。扔到没东西可扔时，我就扑到他身上用拳头打他。他抓住了我的手，我们一起跌倒在床上。我们翻来覆去，你推我搡，当彼此都因这场闹剧般的撕打而筋疲力尽时，我们终于面面相觑了。目光是轻柔的，没有笑容，没有声音。在那一瞬间，我们突然猛烈地拥抱在一起，像两只重聚的野兽，在彼此寻找着对方的身体的芳香，舌苔的气息，皮毛的滑润和腋边的汗臭。这一切对我们曾经非常熟悉，而此刻却又分外清新。他变得柔情万种，我则是野性贲张，我们又捏又咬，直至大家都已辨别不清你我，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人。
我走进院子时，邝冲我天真而又若有所知地一笑：“利比—阿，你笑什么？”
我看了西蒙一眼，说：“因为没有雨呀！”不管邝到底是不是我姐姐，我都会感激她让我来中国。
在她身前的地上，有一只打开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按邝的说法，这些都是大妈留给杜丽丽的遗赠。只有那个能发出《回家路上》曲调的木制八音盘除外，我拿出相机开始拍了起来。
邝拿起了一样东西，我和西蒙都凑了上去。这是一个捕蟑盒。“在美国，”邝指着商标一本正经地对杜丽丽解释道，“人们管它叫蟑螂住的客房。①”
①捕蟑盒，英文原文为Roach Motel，直译是蟑螂旅馆。
“啊？”杜丽丽叫出了声，“美国人实在太有钱了，还给小虫子做这么好的房子！啧！”她一边摇头，一边作出一种厌恶的表情。我把她的话翻给了西蒙。
“是的，美国人还喂它们美味的食物。”邝拨了拨那扇小门，“东西太好吃了，那些虫子都不愿离开，就永远住在里面。”
杜丽丽拍了邝一把，佯作生气道：“你真坏！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她转而冲着我说，“中国人也有同样的东西，大多是用竹子做的，这里开一个口，里面放一些香甜的东西。你姐姐和我经常一起做这个东西，村里还比赛，看谁捕到的害虫最多——包括苍蝇、老鼠、蟑螂，你姐姐总是因为捕蟑螂多而受到表扬，现在她却来逗我了。”
邝又拿出了一件宝贝，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件出自体育用品商店的东西，一个容器。“结实得可以运砖头，有许多口袋，边上，下边，这儿，还有这儿。拉开拉链，哇，看看这儿有什么？”她拿出了一只便携的净水器，一个小的旅行火炉，一个医药包，一个靠垫，一个重新封过的背囊，一个尘封已久的画线工具，一张行军毯。“哇，真是难以置信！”——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个防水的火柴盒，一个打火机和一把瑞士军刀，“非常实用。”邝像一个化妆品推销员，逐一解释着每样东西的用途。
西蒙看了看里面的东西，问：“你认为那是什么东西？”
“报纸呀，”邝说，“上面有关于地震的文章，告诉你在地震到来时如何逃生，在长鸣，你们知道是从无地震的，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不供热。”
接着邝又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塑料的盛衣盒，就是通常放在床下放脏衣服的那种，从里面拿出了劳动用的手套、鞋垫、袜子、毛巾、T恤衫等。杜丽丽一边看一边感叹大妈未能多活些时日以享受这些奢华。我拍了几张杜丽丽站在这些遗产边的照片。她戴着太阳镜，顶着一只49人超级碗①的运动帽。帽子上赫然写着：“冠军”二字。
①美国著名的美式足球队。
早餐吃的是大米粥和腌咸菜，邝拿出了一本记载她三十二年美国生活的相册，和杜丽丽两人坐在长凳上看。“这就是利比—阿，那时才六岁，是不是很漂亮？你看她穿的罩衫，是我离开中国前亲自织的。”
“这些外国小姑娘是谁？”杜丽丽指着照片问。
“她的同学。”
“她们为什么受罚？”
“受罚？她们又没有受罚。”
“那她们为什么都戴着高帽子？”
“噢，哈哈，是的，戴高帽是惩罚反革命的，不过在美国，外国人是在新年或庆祝生日的时候才戴高帽子。这是利比—阿的生日派对。在美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习惯。同学要送礼物，当然不是什么实用的东西，只是要可爱好玩。当妈妈的要做一个大大的甜蛋糕，上面还要插上蜡烛，孩子先在脑子里许个愿，如果她能一口气把蜡烛都吹灭，她的愿望就会实现。然后孩子们就把蛋糕吃掉，喝甜饮，吃糖果，一直甜得她们什么都吃不下为止。”
杜丽丽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啧！啧！每个生日都要开宴会，还要搞什么生日许愿。美国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愿？他们拥有的已经够多了。对我来说，实在不需要什么宴会，二十年中有一次也足够了……”
西蒙把我拉到一边，说：“去散散步吧。”
“去哪儿？”
他把我带出院子，指着两山之间的小路，那是通往下一个山谷的入口。
我像护士学校的老师那样冲他摆了摆手，“西蒙，你还在想着那个洞，是吗？”
他故作不悦地看了我一眼，“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散散步会很不错，我有些事要和你谈。”
“噢？什么事？”我略带羞涩地问。
“你知道的。”说着他拉住了我的手。我隔着院墙喊道：“邝，我和西蒙去散散步。”
“到哪去？”
“随便转转。”
“什么时候回来？”
“一会儿就回来。”
“别让我担心。”
“别担心。”话刚说完，我又多了个心眼，“如果我们两个小时还没回来，就叫警察。”
我听到她用中文开玩笑地对杜丽丽说：“她说如果他们丢了，就给警察打电话，可电话呢？我们根本没电话……”
我们在交错杂乱的村巷里穿行，不时经过一些人家，他们充满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则不停地向他们致歉。一些人从房门里跑出来向我们兜售古币，他们称那些绿锈满身的盘状物至少有五百年历史；我拍了两张照片并在为它们设想一个合适的题目。从那些院门望进去，一些老人在里面抽着烟袋，咳嗽着，年轻的女人怀抱着孩子，在寒风中她们的面颊显得发红，我们还和一个背着一大包柴火的老妇擦肩而过。我们冲着那些孩子们微笑，其中有几个跛足和兔唇的，我想这大概就是近亲繁衍造成的结果。在同一个世界上，人们的境遇竟是如此不同，这样的生活邝曾经历过，而我也有可能经历，这难免不让我顿生感慨。这时西蒙说：“你知道，他们算是幸运的。”
“你想说什么？”
“一个小小的社会，家族世代相传，关注于基本的需求。你需要一间房子，就去找些朋友帮你造砖做瓦，不需要去找什么贷款。生生死死，恩爱繁衍，吃饭，休息，家庭就是一切，你还要什么呢？”
“你指的是本能。”
“我是严肃的，奥利维亚，这就是……生命。”
“你怎么感伤起来了。这只是地狱，他们只是在苟存。”
“我真的认为他们是幸运的。”
“哪怕他们自己也不这样认为？”
他顿了顿，撅起了他的下唇，说：“是的。”听他的声调似乎是又想争辩了。我想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碰到任何问题，我都要将之引入谁对谁错的道德审判呢？这里的人们并不在乎我们怎么想，让他们去吧。
“我想我明白你的观点。”我说，当西蒙冲我一笑时，心里的那点余怒却又被煽动起来。
我们一路向山上走去，在山顶上，碰到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只有五六岁的年纪，在泥地上玩着什么，离他们十几米远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我们看不到那后面的东西。孩子们看到我们时，显得谨慎和警觉，他们的身上脸上都沾满了泥土。
“你好！”西蒙用生硬的美式语音发出他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短语。没等孩子们注意，我已经拿出相机拍了五六张照片。他们慌乱了片刻，又回到自己的游戏中了。那男孩正要完成他用泥巴垒起的一座城堡，他在用指尖划出城墙和城门的轮廓。一个女孩在用手划下一些草叶，另一个女孩用这些绿色的草叶为一间小屋子在搭屋顶。小屋子房边有几只蚱蜢，它们正是这精致的屋宇的住客。“孩子们很可爱，是吗？”我说，“他们自己为自己制作玩具。”
“可爱，就是太脏了，”西蒙说，“不过他们确实很聪明。”他指着那个小点儿的女孩说，“她很像你六岁时的样子，就是生日派对上的那样子。”
当我们向牌楼走去时，孩子们跳了起来，“你们要到哪儿去？”男孩用童腔的普通话问道。
“去那边看看，”我指了指山洞口，“你们也去吗？”说着他们已跑到了我们前面，可当他们跑到入口处时，却都转过了身看着我们。“往前走啊，”我说，“你们走在前面。”他们没动，只是坚定地摇着头。“我们一道走，”我伸手去拉那个小点儿的女孩，她缩回身躲到了男孩的背后，那男孩马上说：“我们不去！”大些的女孩附和道：，“我们害怕。”三个孩子紧紧地挤在一起，几双大眼睛都盯着那牌楼。
我把孩子的话译给西蒙听，他说，“好吧，那我就先进去了，他们不去就算了。”当他的脚跨进牌楼时，孩子们尖叫起来，接着就飞快地跑开了。“出什么事了？”西蒙的声音从入口处传过来。
“我也不知道。”我目送那些孩子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山坳里，“也许他们害怕和陌生人交谈。”
“进来呀，”他说，“你还在等什么？”
我看了一下牌楼的墙，和村庄里一色的土坯墙不同，这墙都是用巨大的石块砌成的。人们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把石头运来的。也许不少人为此而丧命，就像有关长城的许多传说那样。事实上，这里看上去多少和长城有些相似，只是地域不同罢了。难道这牌楼也是修来抵御蒙古入侵者的吗？当我走过牌楼时，我感到自己的脉动在加快，大脑有些发飘，我停下脚步，用手扶着墙。这牌楼大约五英尺高，长度也差不多，像是一个墓穴。我鬼使神差地觉得里面一定有许多人在等着我们。
而我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条窄小平坦的山道，一边是被雨水浸泡的牧草，一边是一块一块的田野。中间的这条小路像是一条褐色的缎带，山道两边远些地方是连绵的小山，比我们正面的两个山峰要小得多。这实在是一幅田园罗曼史的绝佳背景，可惜那些孩子受惊吓的面孔让我无法把这想象生发开去。西蒙已经向山下走去了。
“我们会不会走进什么禁地了？”我说，“这也许是什么私人领地？”
他回头看看我，“在中国？你没开玩笑吧？这里没有私人领地，都是国有的。”
“现在未必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