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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们学到了许多有关精子的脆弱性、精子是如何必须保存于比身体温度更低处——那就是睾丸为什么悬挂在体外的原因：自然的空调——的知识。布雷迪医生说西蒙的不会生育并非仅是精子数太少或者活性不够，说他可能自从青春期开始，也就是从他第一次射精开始起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但那是不可能的，”西蒙说，“我早就知道我能——哦，不可能的，化验弄错了。”
布雷迪医生以一种精于安慰成千上万怀疑的男人的口吻说道：“我向你保证，不能生育并不影响你的男子气、精力、性欲、勃起、射精或者你满足你的性交伙伴的能力。”我注意到医生是说“性交伙伴”而不是“你的妻子”，仿佛是想概括许多的可能性：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然后他继续讨论射精的内容，勃起的物理机制以及其他的琐屑小事，而这些小事根本无关那双搁在我们的抽屉里的小宝贝的雨靴、那些我的母亲早已为她未来的外孙所收集的连环画册以及对怀孕的艾尔萨在一座即将雪崩的斜坡顶部朝着西蒙尖叫的回忆。
我知道西蒙在想着艾尔萨，怀疑她是不是搞错了怀孕的事。如果是搞错了，那就使得她的死亡——基于一个又一个愚蠢的错误之上——更充满了悲剧性。我也知道西蒙不得不考虑到艾尔萨是在撒谎，也就是她压根儿就没有怀孕。但那又是为什么呢？而如果她怀孕了，那么谁是她的另一个情人呢？还有，为什么她要痛斥西蒙呢？没有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有意义的。
自从几年前我们与邝谈起了阴间之后，西蒙和我就避免提到艾尔萨的名字。现在我们发现自己的舌头加上了双重的锁链，无法讨论西蒙的不能生育问题：这个问题会涉及艾尔萨，或者就此而言，我们对人工授精和收养的情感。年复一年，我们避免谈起婴儿——不管是真的，想象的或者是希望有的的婴儿，直到我们站在这儿，在这三楼的楼梯平台上，两人都在告诉那个可惜的、名叫莱斯特的陌生人：“没有孩子。”宛如我们在多年以前就作出了决定，而且在那时就和现在一样，是最终的决定。
莱斯特正在被一根电线串着的十几把钥匙里寻找，“它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他喃喃自语，“可能是最后的一把，对，你怎么会不知道它呢——瞧，这就是了。”他打开门，用手在墙上拍着找到电灯开关。这房间起初给人一种熟悉感——仿佛我以前已经成百上千次秘密地访问过这个地方，这个夜间梦想的集合之所。它们就在那儿：沉重的、配有古老的波纹玻璃的双层木门；装饰着黑色橡木的宽敞门厅；投射进一条闪烁着古老尘埃的光柱的气窗。那就像返回了一个以前的家，我无法确定我的熟悉感是令人宽慰的还是令人窒息的。随后莱斯特快活地宣布说我们应该从“客厅”开始参观，于是那感觉就烟消云散了。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伊斯特勒克和哥特式复兴的建筑。”莱斯特介绍说。他继续解释这个地方在二十年代曾如何变成了流动售货员和战争寡妇的寄宿所；在四十年代，当这幢建筑改成了二十四套小型公寓房间——便宜的战时寓所——时，“哥特式复兴”进化成“特殊的心灵手巧者”；在六十年代，它变为了学生公寓，而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房地产繁荣中，这幢建筑再度被赋予了新生，这次是成为六套“半奢侈”的合作公寓。
我揣想“半奢侈”涉及的是门厅里的廉价玻璃吊灯，其实“半时髦”倒是刻画这套房子的更为实在的途径，因为这幢房子体现了其前一阶段的那种互不协调的杂烩风格；有着西班牙红色瓷砖和木压层板碗橱的厨房已失去了它所有维多利亚血统的痕迹，反之，其他的房间却仍然在天花板的角落里大量地装饰着毫无用处且华而不实的拱肩和石膏中楣；散热器的管子不再接着发热器；砖砌火炉也有了自己的砖块赘饰；肯定是最近做的空心门临时凑成了壁橱。通过莱斯特的那种地产商的夸大其辞，毫无用处的维多利亚式空间一跃而成了重要的新目的：一个由一块琥珀色玻璃从背面照亮着的以前的楼梯平台变成了“音乐大厅”——我心想，这对于一队诛儒四重唱来说倒确实是够完美的；一块曾经是属于处在最底层的洗衣妇的令人窒息的空间，现在在莱斯特的建议下，成了“孩子们的图书馆”——这并不是说还有个成人的图书馆；半个一度是很宽敞且有着嵌入式衣橱的梳妆间——另一半在相邻的套间里——现在变为了“文书室”。我们耐心地听着莱斯特说，词语从他的嘴里飞掠出来，就像跑在刚打过蜡的漆布上的卡通狗，疯狂地奔向不知何地。
他必定是注意到了我们的兴趣在减退，于是降低了语速，改变方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古典的轮廓和一丁点儿辛劳所显示的叫人叹绝的合算”。我们敷衍了事地察看了剩下来的房间：一个鸽子笼似的小房间构成的迷津，同样充斥着虚假豪华的东西：育婴室、早餐厅、盥洗小间——实际上只是个大小仅够容纳一只抽水马桶和其坐着的使用者，而且膝盖还得紧挤着门的壁橱。在一套现代化的公寓里，这整个面积充其量只能划分成不多于四个平均尺寸的房间。
只有一个在顶层上的房间还没有看过了，莱斯特邀请我们爬上那狭窄的楼梯去以前的阁楼，现在的“大闺房”。在那儿，我们讥讽的脸张大嘴巴合不起来了，我们就像由于突然的宗教信仰转变而受到惊吓的人那样缓慢地凝视着四周：眼前是一个巨大的房间，其天花板倾斜着成为墙壁。它的地面面积等干下面所有的九个房间的面积。与那发着霉臭味儿的黑暗的三楼相反，这顶楼是光线明亮，空气清新，并且还刷成了洁净的白色。八个老虎窗凸现在倾斜的天花板上，把我们的目光引向点缀着朵朵云彩的天空。在我们的脚下，宽木条地板犹如冰场似地闪闪发光。西蒙再次抓起我的手紧紧捏住，我也以紧捏作为回应。
这儿有潜力，我心想，我和西蒙能够构思出许多填满这空间的途径。
自我们搬进来的那天起，我就开始从前育婴室的墙上往下扒涂层。不久这房间就被取了个绰号：我的“家内圣所”。莱斯特曾说过，这儿原先的墙是镶嵌着树瘤切片的桃花心木，所以我急切地想揭示出这个建筑的瑰宝。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油漆稀释剂气味作用下，我想象自己是个考古学家，正在发掘着以前生活者的阶层，他们的历史可以由他们对墙壁覆盖物的选择而重建起来。最初揭开的是一层类似夏敦埃酒颜色的乳液形成的雅皮士风格的墙皮，采用的是点画手法，使之看上去就像是一座佛罗伦萨修道院的墙壁。紧随着的则是前几十年里形成的层层易剥落的硬壳——八十年代是美元似的绿色，七十年代是幻觉剂似的橘黄色，六十年代是嬉皮士似的黑色，五十年代是适合幼儿的柔淡色彩。而在这些下面则撕起来卷卷墙纸，墙纸上的图案是群群金色的蝴蝶，许多美少年携带着成篮的樱花。以往一代代的男女爱人都曾在不眠之夜注视着这些同样的墙壁，一边安慰着腹痛的婴孩、发烧的少年、患着结核病的婶婶。
一个星期之后，随着手指尖的粗糙破裂，我揭到了最后的石膏层，然后是毛坯木头。那不是如莱斯特所说的桃花心木，而是廉价的冷杉木。不但是烧焦了的，而且还因发霉变成了黑色——这大概是在世纪之交一支过分狂热的水龙造成的结果。即使并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这次我也忍不住踢起墙来，且用劲是如此之大，以至把一块木板踢出个洞来，露出了一大堆粗粗拉拉的灰色毛发。我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B级恐怖片里的高音，于是西蒙蹦进房间来，手里挥舞着一把泥刀，仿佛那刀能够成为抗击一大群杀人者的有力武器似的。我用一只指证的手指直点着那堆我相信是一桩几十年未曾破获的罪案的毛发遗剩物。
一个小时以后，西蒙和我扒下了几乎所有毁烂了的木头，在地板上形成了一大堆就像是只巨型老鼠的窝似的毛发。一直要到我们叫来一个建筑承包商安装干砌墙，我们才发现自己移走的是许多蒲式耳的马鬃，一种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绝热材料。承包商还说马鬃能够有效地隔绝声音。我们这才懂得：富裕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如此建造他们的家，是为了不必去听那种有伤大雅的声音：诸如发自相邻房间的一声达到性欲高潮时的颤音或者因为消化不良而造成的高音长鸣。
我提起这是因为西蒙和我并没费心把马鬃再塞回去。起初，我相信这与我们在第一个月里开始经历的奇怪的音响效果不无关系。在我们的墙壁和相邻公寓墙壁之间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大约有一英尺宽的空心竖井，这个竖井，我觉得是成了传声结构，能够把整幢建筑的声音都传输过来，然后再转换成重捶声、嘶嘶声以及有时听起来像是在我们卧室楼上教授的希腊语课程的声音。
不管什么时候想描述我们的噪声问题，我就会模仿我所听到的声音：汀克——汀克——汀克、喔吧——喔吧——喔吧、吁——吁——嘶。西蒙则会把这声音与可能的来源作比较：敲打一个走了音的钢琴琴键、一种鸣声凄楚的野鸽在来回地飞掠、在冰上刮擦。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就是如此地不同——可以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
这一切中还有一个奇怪的方面：当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传来时，西蒙似乎总是不在家——像那次我在淋浴，听到有人在吹《危难》的主题曲。由于我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无法摆脱这恼人的曲调，我觉得这旋律特别的令人心神不定，有一种被人潜近身边的感觉。
一个结构工程师提出说这种喧闹声可能是来自于已废弃的取暖管道；一个地震安全顾问则告诉我这个问题可能只是一幢木结沟建筑的自然沉降。他解释说，只要稍微一点儿想象力，你就能想到那些吱吱咯咯声和呻吟声无非是形形色色的关门、人们跑上跑下楼梯等引起的——然而他却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别的人在抱怨玻璃的破碎声以及随之而来的窃窃嗤笑声。我的母亲说那是老鼠，甚至有可能是烷熊。她自己就曾遇到过这种事。一个烟囱清扫工的诊断是鸽子在我们已废置的烟道里做窝造成的。凯文说牙齿的填充物有时能够传输无线电波，所以我应该去我的牙科医生汤米那儿检查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问题却依然存在。
可也真够奇怪的，我们的邻居说他们并没有被什么异常的声音所打搅，虽然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个盲人尖酸地提及他能够听到我们那开得过于响亮的立体声音响，特别是在早晨。他说，那正是他在做每日禅思的时分。
当我的姐姐听到了那重捶声和嘶嘶声后，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问题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什么人，嘿嘿。”在我继续取出打包的书时，邝在我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鼻子翘起，就像一只狗在搜索着它感兴趣的灌木丛似地嗅来嗅去。“有时候鬼魂，他们也会迷路。”她说，“如果你需要，我来试试为你抓住他们。”她伸出一只手，就像伸出魔杖似的。
我想起了艾尔萨。很久以前，她就从我们的话题中消失了，但是却成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