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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提起他的女朋友的情景，因为我曾希望他并没有女朋友。当时我们五个人正在临时抱佛脚准备应付期中考试，我在罗列意大利伊特拉斯坎语的标志：一种已死亡的语言，也是一种孤立的、与其他语言没有联系的语言……就在我概括的中间，西蒙脱口而说：“我的女朋友，艾尔萨，她参加过一次去意大利的学习旅游，看到过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伊特拉斯坎陵墓。”
我们都看着他——像是，怎么说呢？你得注意，西蒙没有声明“我的女朋友，顺便说一句，就像这种语言一样，已经死了。”他附带地提起她来，仿佛她还好好地活着，正在欧洲铁道线上坐车旅游，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寄回明信片。在经过几秒钟令人难堪的沉默以后，他显得局促不安并且像人们走在人行道上时陷于自我争论中一样地喃喃自语着。可怜的家伙，我心想，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的心弦被拨动了。
在课后，我和西蒙经常在熊窝咖啡店轮流买咖啡请对方。在那儿，我们汇入了别的数百个人改变生活的交谈和领悟真谛所形成的嗡嗡声中。我们探讨著作为一个西方偏见概念的原始主义；长条术语血统混合化是对种族主义的唯一回答；反讽、讽刺、滑稽模仿则是作为了真理最深刻的形式。他告诉我他想创建他自己的哲学，一种将指导他的生活工作、将使他能对世界作出实质性改变的哲学。那个晚上我在词典上查看了实质性这个词，而后意识到我也需要一种实质性的生活。当我与他在一起时，我感觉到仿佛一个秘密和自我的优秀部分最终被放开了羁绊。我也曾与别的吸引我的家伙约会过，但是那些关系极少超越由彻夜的聚会、麻醉中的聊天以及有时是性所造成的那种一般性的美好时光，所有那一切很快就会变得像早晨的呼吸那样变了味。与西蒙在一起，我笑得更厉害，思考得更深刻，对于远在我自己那舒适的小窝之外的生活也感到更富有激情。我们能够把概念像职业网球手一样地来回传送，与对方的心灵进行角力，并把对方的过去用心理分析的热忱发掘出来。
我觉得这是怪异的：我们竟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我们两人在五岁之前都失去了双亲之一：他是母亲，我则是父亲；我们都曾拥有作为宠物的乌龟：他的乌龟在他偶然把它们掉进一个氯化处理过的游泳池后死去了；我们在童年时都很孤独，都被丢给过保姆——他被丢给了他母亲的两个未出嫁的姐妹，而我则是邝。
“我的母亲把我留在了某个与鬼魂谈话的人手里！”我有一次告诉他。
“上帝啊！我可真奇怪你居然没有比你现在更疯狂些。”我们都笑了起来，但我感到我们这样用那些曾经使我极其痛苦的事开玩笑有些轻率。
“好心的老妈妈，”我补充说，“她是最完美的社会工作者，完全沉溺于帮助陌生人，却忽略了大后方。她宁愿恪守与她的指甲修剪师的约定，也不愿抬起一根手指头来帮助她的孩子们。满嘴的假话！这倒不是说她有病，但是，你知道——”
西蒙插嘴说：“是啊，即使是无心的疏忽也会造成一辈子的伤害。”这正是我所感觉到但却无法形诸以文字的东西。接着他又揪住了我的心，“或许就是她对你的缺乏关心使得你像今天这样的坚强。”他继续往下说着，我则急切地点着头，“我在想，因为我的女朋友——你知道的，艾尔萨——哦，她还是个婴儿时就失去了双亲。说到意志坚强——呜！”
那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情形，在各个方面——甚至在每一点上都密切无间。我感觉到我们彼此吸引：就我这一端来说，这是一种强烈的性电荷；而在他那一端，则更像是一种静电的黏附——他轻易就可甩掉：“嘿，拉贾尼，”他会用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说，“我很疲倦，必须走了。但是如果这个周末你想温习一下笔记，就给我打电话。”带着这漠然的告别，我脚步沉重地走回我的公寓，在星期五的晚上却无所事事，因为我本是希望西蒙会邀请我出去的，故而拒绝了一个约会。那时我正陷于对西蒙的那种爱情愚蠢中——自作多情地眉来眼去、咯咯地傻笑、头脑轻飘飘地不知所向，糊涂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有那么多次，当我躺在床上时，我会假装自己正由于情欲未息而在抽搐。我感到奇怪：我是不是发疯了？我是这样变得兴奋的唯一者吗？当然了，他有个女朋友。那又怎样呢？正如人人都知道的，在你读大学并正在改变你对万物的看法时，当前的女朋友过个夜就会成了前女友。
但是西蒙似乎并不知道我在与他调情。“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他问我，“你就像一个好伙伴一样对待我。我们可以讨论任何问题而不会让别的事情夹杂进来。”
“别的什么？”
“事实上我们是……哦，你知道的，那些异性的事。”
“真的吗？”我说，装出一副惊异的样子。“你的意思是，我是个女孩子而你则是个——我不知该怎么说！”然后我们俩都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
但在夜晚我会忿忿地哭泣，告诉自己我是个傻瓜。多少次我发誓要放弃任何与西蒙有浪漫关系的希望——仿佛有可能用意志使自己避免陷于爱情之中！但至少我懂得了该怎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架势：我继续扮演着快活的好伙伴的角色，脸上挂着笑容倾听他的说话，心中却阵阵难受。我预期着最坏的情形。完全能肯定的是，或迟或早，他将会带来艾尔萨，宛如他知道她也搁在我心上似的。
经过三个月受虐狂似的倾听，我渐渐了解了她生活的细节：她居住在盐湖城，西蒙和她就是在那儿一起长大的，从五年级开始，他们一直在互相打打闹闹；在她的左膝后有一块两英寸的疤痕，样子和颜色都像一条蚯蚓，是孩提时代的神秘遗产；她是个运动员，划过皮划艇，负重徒步旅行过，也是个熟练的越野滑雪手；她很有音乐天赋，是个初露头角的作曲家，在缅因州布鲁山的一个著名的音乐夏令营里与阿瑟·鲍尔塞姆一起学习过。她甚至还照戈德堡变奏曲写过自己的主题变奏曲。“真的吗？”对于他所讲的有关她的每一件值得赞赏的事，我都这样说，“太令人惊异了。”
奇怪的事是，他一直用现在时态谈起她，所以我很自然地就认为她现在还活着。有一次，西蒙指出我把唇膏弄到了牙齿上，当我急急忙忙地擦掉它时，他补充说：“艾尔萨不化妆，甚至连唇膏也不用。她不相信这些。”我想尖声大叫：有什么要相信的呢？你不化妆就是不化妆呵！到了此时我真的想掴她耳光：一个道德上如此无可挑剔的姑娘，必定是曾穿着非动物皮革的皮鞋行走在地球这颗行星上的最为可憎的原人了。即使艾尔萨曾经是可爱的或是令人乏味的，这也无关紧要，我仍然会看不起她。在我看来，艾尔萨不该得到西蒙。为什么她该拥有西蒙作为她的生活奖品之一呢？她理应得到的是一块奥林匹克女子铁饼金牌；她理应得到的是拯救智力迟钝的幼鲸的诺日尔和平奖；她理所当然的是该去为摩门教会合唱队演奏风琴。
从另一方面来说，西蒙却应该得到我，得到一个能够帮助他去发现他的灵魂隐秘处——一条艾尔萨一直在用批评和反对设置着障碍的秘密通道——的人。如果我赞美西蒙——比如告诉他，他所说的什么是深刻的——他会说：“你是这样想的吗？艾尔萨说我的一个最大过错是附和随便什么美好和轻而易举的东西，却没能足够周到地彻底思考一下事物。”
“你不能相信艾尔萨所说的一切。”
“对了，那也是她所说的。她恨我随随便便就赞同那些作为真理给予我的东西。她相信人们要信任自己的直觉，有点儿像那个写《沃尔登》的家伙，他叫什么名字，索罗吧。总之，她觉得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争吵，以得到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精髓及其理由。”
“我憎恨争吵。”
“我说的争吵不是打闹的意思。主要是辩论，就像你和我做的那样。”
我不喜欢被人比较以免失望。我竭力想说得轻松些，“哦？那你们两人辩论些什么呢？”
“诸如名人是否具有一种作为符号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像常人一样。还记得那时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服兵役吗？”
“当然记得。”我撒谎道。
“艾尔萨和我两人都认为他很伟大，采取了一个像那样的个人立场来反对战争。但是随后他赢回了重量级冠军头衔，接着福特总统又邀请他到白宫去。艾尔萨说：‘你能相信这吗？’我说：‘见鬼，如果我被邀请，我也会去白宫的。’而她说：‘被一个共和国总统邀请吗？在选举年？’她给他写了一封信。”
“给总统？”
“不是，给穆罕默德·阿里。”
“哦，对，当然了。”
“艾尔萨说你不能仅仅空谈政治或者就在电视上观看它的发生，你必须做些什么，否则你就成了它的一部分。”
“一部分什么？”
“你也知道，就是虚伪。它像腐败一样。”
我想象艾尔萨看上去就像帕蒂·赫斯特一样，戴着贝雷帽，穿着野战服，臀部挂着一支自动步枪。
“她相信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道德立场，否则这个世界在三十年里或者不到三十年就要完蛋了。许多我们的朋友说她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她却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因为她想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做些事来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那她是对的。”
当西蒙更多地唠叨着艾尔萨那荒唐可笑的观点时，我会梦幻似地分析着他的形貌特征，它们是那么地像变色龙：他的脸会变化——从夏威夷人的脸变成阿兹台克人的脸，从孟加拉人的脸变成巴厘人的脸。
“毕晓普是什么样的姓名？”有一天我问道。
“来自于我父亲的一方，是传教士的一种偏执吧。我是毕晓普们——你知道吗，是瓦胡岛著名的家族？——的后裔。他们于一百八十年前来到夏威夷去感化那些放逐者和异教徒，然后以与皇室成婚和拥有半个岛屿作为结局。”
“你在骗人。”
“不幸的是，我也是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的家庭的后人，没有一个菠萝果园或者高尔夫球场。在我母亲那一方，我们是华裔夏威夷人，有几个皇家公主在基因池里游泳。但与海滩胜地的地产同样又是无缘。”然后他大笑起来，“艾尔萨曾说我从我家族的传教士这一方继承了盲目信仰的那种懒惰性，而从我的皇家夏威夷人这一方，则继承了役使他人来照料我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动手完成的倾向。”
“我认为关于继承本性的说法并不可信，那仿佛是说我们毫无选择地注定要成为某种人。我的意思是，难道艾尔萨从没有听说过宿命论吗？”
西蒙看上去感到困惑，“呣，”他思索着说。在那片刻里，我感到了一种以一个微妙而熟练的动作征服一个竞争者的满足。
但是随后他评论说：“宿命论认为所有的事件甚至人类的抉择都遵循自然的规律。那不就意味着它与艾尔萨的说法有些类同吗？”
“我的意思是，”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同时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