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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一根火柴。
“我看到了它的来临，”她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年以前，还记得那次西蒙去夏威夷，却把患着感冒的你留在家里吗？”
“我叫他去的。我们买的是不可退还的飞机票，而他只卖掉了一张。”我为什么要为他辩护呢？
“你在生病，他本应该是在给你喝鸡汤，而不是在海滩上欢蹦乱跳。”
“他是在和他的祖母欢蹦乱跳，她已经患过中风了。”我开始像孩子似地嘶哑着嗓子说话。
她同情地向我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你根本不必再否认了。我知道你的感受。我是你的母亲，记得吗？”她戳灭了香烟，而后摆出了她那副干巴巴的社会工作者的神态，“西蒙不怎么爱你，因为是他，而不是你，缺少了爱的情感。你极其讨人喜欢，也毫无过错。”
我僵硬地点点头，“妈妈，我现在真的该去上班了。”
“你先走吧，我就再喝杯咖啡。”她看看手表然后说，“防疫员十点钟要给我的公寓喷洒灭蚤药水。只是为了安全，我想再等一个小时才回去。”
而现在我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无法工作，整个人都像被彻底抽空了似的。见鬼的她怎么会知道我的爱情能力的？她究竟是否清楚有多少次她自己是毫无所察地伤害了我？她抱怨说她与鲍伯一起消磨的所有时间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那么我呢？那些她没有与我一起度过的时间又该怎么说呢？难道那不也是一种浪费吗？然而我现在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去想这件事呢？我这不是又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子了吗？那时的我才十二岁，脸朝下趴在我的床上，嘴里咬着枕头的一只角，以便不让邝听到我含混的抽泣声。
“利比—阿，”邝轻声轻气地说，“什么事不对了吗？你人不舒服？圣诞大餐吃得太多了吗？下一次我不做得那么甜了……利比—阿，你喜欢我的礼物吗？你不喜欢，告诉我，好吗？我再给你织一件。你告诉我要什么颜色的，我只要织一个星期就行了。织完，包起来，就像再重复一次惊喜……利比—阿？我想爹爹和妈妈从国立约塞米蒂公园回来会给你带漂亮的礼物的，还会有照片。美丽的雪景、众山之巅……别哭了！不！不！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能恨你的母亲呢？……啊？也恨鲍伯爸爸？啊，这下糟糕……”
利比—阿，利比—阿，我可以开灯吗？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好，好！别乱发脾气！对不起，我就把它给关了。你看？不又黑了吗？回去睡觉吧……我想给你看的是鲍伯爸爸裤子口袋里掉出来的那支钢笔……你向这面倾斜过去，看到的是一个身穿蓝色服装的夫人；向另一面倾斜，哇！——衣服掉下去了。我没撒谎，你自己来看吧。我要开灯了，你准备好了吗？……哦，利比—阿，你的眼睛肿得就像李子一样了！把湿毛巾捂在眼睛上，明天它们就不会痒得厉害了……那支钢笔？当我们在做星期日弥撒时，我看到它从他的口袋里溜了出来。因为他假装着在祈祷，所以没有发现。我知道他的祈祷只是装装样子的，哼哼哼，因为他的脑袋这样歪下去——嘣！——而且他还在打鼾：呼——！这是真的！我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的鼻子倒不再发出那种声音了。啊，你认为那很滑稽？那么你为什么要笑呢？
不管怎么说，过了一会儿，我正在看圣诞花、蜡烛、彩色玻璃，观察那个牧师摆动着冒烟的提灯，突然，我见到耶稣穿过那烟雾走过来！是的，是耶稣！我认为他是来吹熄他的生日蜡烛的。我对自己说，我终于能见到他了——现在我是个天主教徒了！哦，我是那么的激动，以至鲍伯爸爸都醒了过来并把我推倒下去。
我继续朝耶稣笑着，但是随后我意识到——啊？——那个男人不是耶稣，而是我的老朋友老鲁！他伸手指着我在哈哈大笑，“你个傻瓜，”他说，“我不是耶稣！嘿，你认为他有个像我一样的秃头吗？”老鲁朝我走过来，他在鲍伯爸爸的眼前挥舞着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老鲁用他的小手指在鲍伯爸爸的额头上像苍蝇似地碰了碰，鲍伯爸爸啪地打了自己一下。老鲁慢慢地从鲍伯爸爸的口袋里抽出那枝下流的钢笔，把它滚到我裙子的一个绉褶里。
“嘿，”老鲁说，“你为什么仍然还要上外国人的教堂？你以为屁股上的一块老茧就会帮助你看到耶稣吗？”
别笑，利比—阿。老鲁说得是很粗鲁，我觉得他是在回忆我们生前最后在一起的时间。那时他和我每一个星期天都不得不在硬板凳上坐两个小时。每一个星期天呢！班纳小姐也一样。我们上教堂上了那么多年，可从未见到过上帝或耶稣，也没有见过玛利亚——虽说在那时见她倒不是那么重要。在那些日子里，她也是婴儿耶稣的母亲，但仅仅是他父亲的小老婆。现在一切都是玛利亚这，玛利亚那！——老圣母玛利亚、玛利亚的拯助，玛利亚上帝之母，宽恕我的罪过吧。我很高兴她擢升了，但是正如我已说过的，在那些日子里，拜耶稣教徒谈论她并不多。所以我必须挂心的只是见到上帝和耶稣。每一个星期天，拜耶稣教徒都问我：“你信吗？”然而我不得不给予否定的回答。我想说是的以便显得礼貌些，但这样我就是在撒谎了，当我死后，他们或许会找我，让我在外国的恶魔那儿受到两类刑罚：一种为我不信，另一种为我假装信了。我认为自己无法看到耶稣是因为我具有中国人的眼睛。可后来我发现班纳小姐也从未看到过上帝或者耶稣。她告诉我她不是一个虔诚信教的人。
我说：“为什么是那样呢，班纳小姐？”
她说：“过去我向上帝祈求拯救我的兄弟们，我向他祈求宽恕我的母亲，我祈求我的父亲能回到我的身边。宗教教导人们说信仰会照应希望，可现在我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所以我为什么还需要信仰呢？”
“唉，”我说，“这太让人伤心了！你真的没有希望？”
“只有极少几个，”她回答说，“而且没有一个值得做祈祷。”
“那你的心上人又怎样呢？”
她叹了口气，“我已作了个决定，他也不值得为之祈祷。你知道，他遗弃了我。我给在上海的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写过信，我的心上人也在那儿。他到过广州，甚至还到过桂林。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那么为什么他不来呢？”
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心上人就是凯普将军。“我仍然还存有许多再与我的家庭重聚的希望，”我说，“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拜耶稣的教徒的。”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她说，“你必须把你的一切都奉献给耶稣。”
“你奉献了多少呢？”
她竖起她的大拇指。我惊讶万分，因为每个星期天她都在传教讲道，我认为那至少得值两条大腿。当然了，传道这件事她并无选择。没人懂得那些外国人，而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他们说的中文是如此之糟，以至听起来就像他们在说英语。班纳小姐由此而不得不作阿门牧师的翻译。阿门牧师没有要求她，他说她必须做这件事，否则这幢鬼商大屋就无她容身之地。
这样，每个星期天早晨，她和牧师就站在教堂的门口，他用英语怪声说着：“欢迎，欢迎。”班纳小姐则把它们译成中文，“快点到上帝的屋子里去吧！散会后吃饭！”上帝的屋子实际上就是那个鬼商的家庭词堂，本属于他死去的祖先和他们的神灵。老鲁认为那些外国人把此处作为上帝的屋子表明了一种极坏的态度，“就像在脸上打了一巴掌，”他说，“战争之神将会从天上落下他们的马粪来，你等着瞧好了。”老鲁就是那副样子——你叫他吃不下，他就叫你拉不出。
传教士们总是走在最前面，班纳小姐其次，然后是老鲁和我，以及其余在这幢鬼商大屋工作的中国人——厨师、两个女佣、马倌、木匠，还有谁我忘了。来访者最后进入上帝的屋子。他们大多数是乞丐，有极少几个客家拜上帝教徒，也有一个双手合十，对着神坛鞠躬三次的老年妇女，即使一再和她说别再那样做了也无用。新来者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我猜测这是为了万一那个鬼商回来了，他们可夺路而逃。老鲁和我必须与传教士们一起坐在前排，一旦牧师竖起眉毛，口里就得高喊“阿门！”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他阿问牧师的原因——也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像“阿门”：哈门德或哈里门，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名字。
一等我们在这些长椅上摊平了屁股，我们就不该再挪动了。阿门夫人经常跳起来，但仅仅是为了向那些发出太多声音的人摇摆她的手指。那就是我们学会什么是禁止之事的过程。不要为了虱子去搔抓你的脑袋；不要往你的手掌里擤鼻涕；当乌云般的蚊子在你耳边嗡嗡作响时，别说“臭大粪”——不管什么时候打搅了老鲁的睡眠他就说这字眼儿。
那是另一条规则：除了在阿门牧师向上帝做祷告时，否则不能睡觉。那又长又令人厌烦的祷告使得老鲁非常高兴，因为当拜耶稣教徒合上他们的眼睛时，他也能同样合上眼睛并长长地打个盹儿。我则一直睁着眼。我会凝视着阿门牧师，以便看看上帝或者耶稣是否会从天堂降临下界。我曾在一个庙会上看到过拜上帝教徒身上所发生的这样的事。上帝进入了一个普通人的身体，把他摔倒在地上。当他再次站起来时，他具有了非凡的力量：刺向他腹部的刀剑会在中部折弯。但是在阿门牧师身上却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虽然有一次，当牧师正在祈祷时，我看到一个乞丐站在了门口。我记得中国的神灵有时是这样做的：化装成乞丐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是忠诚的，谁对他们是恭敬有加的。我不知道这个乞丐是不是个神灵，现在正愤怒地看着外国人站在过去是他站的祭坛上。当我回头看了几分钟以后，那个乞丐消失了。所以谁知道他是不是五年后降临的那场灾难的原因呢。
在祈祷的结束时间，讲道就开始了。第一个星期天，阿门牧师说了五分钟——说啊，说啊，说啊！——许许多多只有别的传教士能理解的声音。然后班纳小姐翻译了五分钟。有关魔鬼的告戒，阿门！升入天堂的规矩，阿门！带你的朋友一起来，阿门！他们就这样来回地进行着，仿佛在争论似的。是那样的令人厌烦！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不得不静静地坐着，让我们的屁股和我们的脑袋变得麻木不仁。
在讲道的结尾，还有一个小规模的表演，使用的是属于班纳小姐的音乐盒。每个人都非常地喜欢这一时刻。歌唱得并不那么好，但是当音乐开始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磨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阿门牧师举起他的双手，叫我们站立起来。阿门夫人走到房间的前面，那个神经质的传教士也同样走上去。她名叫拉谢尔，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老鼠”，我们也就是这样称呼她的：老鼠小姐。还有一个叫斯旺的外国医生，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算了”——太迟了。怪不得病人都怕见到他。算了医生负责的是打开班纳小姐的音乐盒并用一把钥匙上紧发条。当音乐开始后，他们三个就唱起来。阿门夫人的眼睛里会有泪水夺眶而出。有些乡下老人会大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