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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萨尔瓦多的情爱持续了六个月。虽不能说如痴如醉，但也丰富多彩。我到底爱上了他那娇嫩的身体、灰暗的面目以及稀稀拉拉乱栽种的怪胡须。萨尔瓦多对我很关照，但一到夜里，在烛光下，我则在他的裤缝里找虱子，它们已经是我们的老主顾了。虱子成团成伙在我们身上安家落户。它们不时在我们衣服里面蠢蠢而动，抛头露面，而一旦偃旗息鼓、深居简出，就是死到临头了。我们很想知道和体验这些半透明的小爬虫的繁殖情况，他们虽然没有经过驯养，但肯定是属于我们的宝贝，只要发现有一个外来客，我们就感到恶心。我们把它们驱逐出境，同时又希望白天里新虱子能破卵而出。我们用指甲把它们一个个摁死，既不反感，也不怀仇恨。我们也不把它们的尸体（或遗体）扔到垃圾堆里，我们只是弃而不管，让它们任意用我们身上汲取的鲜血染红我们破烂的内衣。虱子是我们繁荣昌盛的唯一标志，也是我们穷困潦倒的象征。有理由认为，当我们根据我们的现状重新对这一标志做出正确的评估之时，也就是对我们的现状作出正确评价的时候。犹如珠宝可以识别所谓成就，虱子有助于认识我们的破败，虱子可是宝贵东西。我们拥有虱子既蒙受耻辱又享受光荣。我曾经长期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通气口开向走廊。夜晚，五张小脸汗涔涔的，有的凶狠，有的温和，有的微笑，有的因窝得难受而抽搐，但都在寻找这些与我们同伍的道德败类。就在这苦难深渊中，我恋上了处境最惨长相最丑的人。我因此享有特权。我曾经很难受，但每次得手——我那埋汰的双手骄傲地一亮，也骄傲地抹亮了我的胡子和长发——不是使我浑身是劲就是使我筋疲力尽，不过在这里都是一回事，那就是取胜。当然，在你们的语言里，自然而然称为堕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需要亮和光，在我们的阴暗角落里，有一线阳光透过污垢斑斑的玻璃窗，有薄冰，有白霜，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些东西，虽说意味着苦难，但也带来了欢乐，多少在我们房间里留下了欢乐的迹象。我们对圣诞节及圣诞夜前的狂欢节的印象，只知道伴随节日降临的无非是冰冻，给过节的人们增加温暖的也仍然是冰冻。
叫花子们顺应创伤文化，这种文化对他们来说也是讨钱谋生的手段，如果说软弱使他们陷入悲惨的境地，那么傲气则可使他们摆脱蔑视。傲气是一种男子气概，有如中流砥柱，迎头打穿、劈开蔑视的浪潮，最后把它击个粉碎。在卑贱中混的时间越长，傲气就越强烈（如果这个乞丐是我的话），因为我多少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命运。苦难的麻风病在征服我们，我必须征服这种麻风病，必须成为征服的赢家。我也许因此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成为日益令人厌恶的对象，直到终点。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终点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应当像重视道德那样重视美学研究来加以控制。我把我们的处境比做麻风病，听说麻风病会使表皮结构发炎，病人不得不挠痒，导致阳勃。经过手淫之后，麻风病症得到缓解，唱一唱痛苦的歌。苦难造就了我们。我们浪迹西班牙，偷香窃玉，历尽风流却不张扬，也不得意忘形。正当我们的生命死灰复燃，越烧越旺之际，我们的举动却越来越低三下四，奄奄一息了。于是，我的才气大增，善于赋予如此下贱的外表以崇高的意义（我且不谈文学才能）。这门功课让我终身受用，面对垃圾堆中的渣滓，管他（它）是人还是物，哪怕是呕吐出来的污秽，哪怕是我留在母亲面颊上的口水，甚至是你们排泄出来的粪便，我都嫣然一笑，一笑了之。我将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保留自己的乞丐观念。
我曾希望自己像一个妇女，深居简出，在家里看管着自己的闺女，一只丑恶、畸形、蠢笨、嗷嗷乱叫、到处爬行的白兽。分娩之际，她肯定失望至极，以致失望成了她生活的主旨。她下定决心爱这只怪兽，爱那在腹中孕育成形后才爬出来的丑八怪，并虔诚地对她进行塑造。于是，她在自己心中私设祭坛，保守着怪兽观念。妇人对怪婴虔诚呵护，用一双温暖的双手（尽管因日常劳作磨出了老茧），以失望者自发的热情，与世界相对抗。用怪物对抗世界，因为怪物可以与世界比高低，赛威力。许多以怪物为出发点的新原则从此被一一提了出来，这些原则尽管不断遭到与其争锋的世界力量的诋毁，但面对妇人封闭女儿①那栋楼房的铜墙铁壁，气势汹汹的反对者也只好望而却步了。
①我从报端得知，这位母亲耗费了40年心血后，终于乘女儿熟睡之时，在她身上和整个屋子浇上汽油（一说煤油），然后点火自焚。怪物（女儿）烧死了。老太太（75岁）被人从火海中拖了出来，居然得救了，也就是说，她上了重罪法庭。——原注
不过，有时难免要行窃，我们也领略到胆大妄为的冠冕堂皇之美。每次入睡之前，我们的头目或骑士都要嘱咐一番。比如，叫我们持假护照到各领事馆去，要求把我们遣返回国。领事先生也许同情我们的疾苦，也许讨厌我们的邋遢和纠缠不休的诉苦，就发给我们一张火车票把我们送到某边境站。我们的头头就到巴塞罗那火车站把车票转卖掉。他们还教唆我们到各教堂作案（西班牙窃贼无此胆量），或去豪华别墅当梁上君子。他们甚至亲自出马为我们拉皮条，不时引几个英国或荷兰水手来寻欢作乐，以换取几个比塞塔。
我们就这样且偷且盗，但每次盗窃之后，得浮出水面喘一口气。只是每次夜战之前，必有枕戈待旦的不眠之夜。恐惧、烦恼引发的神经紧张很容易使人进入与宗教情绪邻近的状态。于是我开始迷信吉凶问卜之事。凡事吉凶有相。我要向似乎暗中保佑我冒险成功的陌路神仙顶礼膜拜。为了让冥冥中的主宰喜欢我，我想方设法多做好事，先从行善开始：我对乞丐的施舍尽量多一点好一点，主动给老人让座。让路，扶持盲人横穿街道，等等。我在行窃时似乎感到吉星高照，天神对我的行善积德怀有好感。我企图撒开一张大胆的网，让天神束手就擒。可我对天神却一无所知，我为此费尽了心机，弄得我筋疲力尽，精神恍惚，更增强了我的信教心态。这种种企图又把偷盗行为与郑重的圣礼行为联系在一起。仪式确实大都是在夜黑星稀、人们酣睡之时，在一个封闭的角落里举行，甚至也可以用黑纱围起来实施。踮起脚尖走路，悄不做声，大白天也需要隐形匿迹，双手必须偷偷摸摸完成一套复杂的万无一失的动作，仅转动门把手就需要一连串讲究，可以说一转一动，一推一关都闪耀着珠光宝气——（仿佛发现并挖出了黄金似的：我在几个大陆、几大洋中的海岛中到处搜寻。黑人们手持毒矛把我团团围住，威胁着我，可我手无寸铁，但黄金壮胆的药性大作，我浑身是劲，激动万分，致使毒矛丧气垂头。黑人们认出了我，原来我是部落里的人）——蹑手蹑脚，低声耳语，竖耳倾听。同谋神经质地在现场幕后操纵，他只要一个暗示便心领神会。这一切紧揪着我们的心，把我们压得无地自容。我们缩成一团，只知道一味进行自卫。居伊对此有精彩的描绘：
“自我感觉还活着。”
但在我心灵深处，整个作案现场变成了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我对此感到可怕，行窃活动因而具有严重性、独特性和最后一赌的色彩——每次撬门压锁时，总有这是最后一次的悲壮。这不是说真的以后洗手不干了，谁也没这么想，只是说浑身解数已消耗殆尽，再不可能重整旗鼓了（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一旦偷盗成性，身不由己，游离在生活之外）——但一种独特的行为也会发展（如玫瑰开花）成自觉的行动。对作案的可靠性、脆弱性乃至种种行动造成行为的暴烈性心中有数，所有这一切都使偷窃行为具有某种宗教仪式的神圣价值。我常常把作案作为向某人的献礼。史蒂利达诺第一个享此殊荣。我以为，正是他把我引人旁门左道的。也就是说，他的言传身教消除了我畏缩不前的情绪。我把行窃生涯的处女作献给史蒂利达诺之美，献给他风平浪静的厚颜无耻。也要献给独手神偷之神奇，他的手是从手腕根上切断的。据他说，手掌落在中欧某森林的一棵栗子树下，也许已经腐烂了。行窃时，我便全身暴露在作案现场，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使我感到我浑身都在闪光。世界正关注着我的成功，因为他们恨不得我失手败露。我稍有闪失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我会急中生智加以补救，仿佛觉得是在圣父家里做客，自当其乐无穷。要不然我一头栽倒了，祸不单行，只好去服苦役。尔后是一次又一次逃亡，苦役犯侥幸干得“漂亮”，也不可避免要遭遇上土著黑人的包围，就像我前面描写的心灵历险那样。逃犯穿过森林，如果他一旦发现了原始部落看守的金矿，他不是当场被杀，就是死里逃生。我选择了一条漫长的道路重返原始生活。我首先必须谴责我的血统。
萨尔瓦多并不值得我骄傲。他偷窃得手的东西，无非是橱窗内的小玩意儿。晚上，我们常挤在咖啡馆里。在美男子堆中，他每每相形见绌，只好形容沮丧地悄悄溜走。这种生活使他萎靡不振。我回到房问顿时为他感到羞耻，只见他缩成一团窝在板凳上，肩上紧裹着黄绿色的棉毯，那是他出门行乞抵御风寒用的棉毯呀。他还围着一条陈旧不堪的连我都不愿披戴的黑毛料技巾。说真的，虽说我的精神尚能承受甚至希望谦恭卑贱，但我年轻暴烈的身体不受屈辱。萨尔瓦多说话简短而且伤心：
“你想回法国吗？我们可以到农村干活去。”
我说不。他不理解我对法国的反感（不是仇恨），也不明白我的内心世界。即使我的历险从地理概念上说在巴塞罗那结束了，但在我内心，在灵魂深处的穷乡僻壤，我的冒险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而且越来越深远。
“只要我一个人干活就行了。你就逛去。”
“不。”
我让他独自坐在板凳上，保留他那副闷闷不乐的可怜相。我来到炉子旁的柜台边，拿出白天捡来的烟头抽了起来。我的身边是一个安达卢西亚青年，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白色粗毛衣很脏，倒显得他上身魁伟，肌肉发达。萨尔瓦多像老年人那样搓了搓手，起身离开了凳子。他肯定是到公用厨房去烧汤做饭去了，还要烤一条鱼。有一次，他要我到胡尔瓦园子摘一些橘子回来。这一晚，他受了多少委屈，他为我去要饭忍气吞声，挨了多少嘲讽和辱骂，现在终于忍无可忍，指责我在克里奥拉那地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发誓，你拉客，到头来得你花钱。”他对我说。
我们当着老板的面就争吵起来，老板气得要把我们赶出旅店的大门。萨尔瓦多和我只好决定第二天去偷两条毯子，然后偷偷爬上一辆开往南方的货车。可我的偷盗伎俩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当晚竟然带回了一件警察的风衣。我从有警察站岗的仓库经过时，一个警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