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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勘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咨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唐绍仪为世凯死党，监国欲委以津浦铁路，之洞不可，绍仪闻而衔之。先是粤汉铁路拒美款，本谓收回自办，旋以款绌，又改借英债，皆之洞为政。绍仪因是嗾美使诘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疾甫作，即知不起，急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国闻备乘》卷4
张之洞之死
当张之洞以相国在枢府时，对于政局之坏，未能有所挽回。而至辛亥清室将退位时，朝士颇有追思张氏者。谓使南皮尚在，何至如是乎？盖以其才非当时诸大臣所及，而又非如袁之有野心也。张在亦何能为？惟清之无人，则可见耳。闻张之死，以与载沣争洵、涛典兵事。时命载洵筹办海军，载涛训练禁卫军，管理军咨处。张力谏，沣曰：“此太福晋意也。”张曰：“何不改畀他项优差，军事实非所宜。”沣不可。张退而发病呕血，以至不起。其受知士陈衍《诗话》云：“《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云：‘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按：陈氏《年谱》引此诗，“民”字作“臣”，“世”字作“造”。）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此首为广雅绝笔之诗，因与摄政王载沣争亲贵典兵各要政不听，椎心呕血，一病至死。遗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凛古人不戢自焚之戒’云云，天下诵而悲之。”又陈氏《年谱》云：“是冬广雅薨于位，即日定谥文襄。先是，载沣为摄政王，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至是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陆军，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富侩为京卿。广雅力争，以为不可，为载沣所斥，归寓呕血，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盖张自入枢府，罕所匡正，至是以清祚已垂殆，不能无恫（动）于中。以此而死，亦甚可悲。立幼君而俾载沣摄政，张氏实赞其议，其亦有悔心欤？辛亥一举亡清，新军之力甚伟。不戢自焚，可云言必有中。而张固以提倡新军负时誉者，以彼时政治之窳败，乃孳孳以新军为事，就清论清，尤张人骏所谓“参蓍良药，误投适以杀人”。不戢之焚，不过时间问题耳。《陈谱》记之洞在鄂用陈“盛铸铜元”之策，以赢大利。遂积极扩充新军，添造快枪子弹，遣送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士官，“卒成武昌革命之局”。虽“非广雅所及料”，而民国之建，之洞亦有大功足录也。（之洞卒于己酉八月，《陈谱》曰“冬”，误也。谓洵长陆军、涛长海军，尤误。《陈谱》于晚清史料掌故颇有记述，足供参考，而舛错处亦不鲜。）
《凌霄一士随笔》卷3
第二册王国维（1877—1927）（1）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为时务报馆掌书记。潜心好学，受康德、尼采思想影响。先后在学堂讲授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并从事中国戏曲及词曲研究。辛亥革命后在日本致力于古代史、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及敦煌遗书之研究，成就颇大。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有《观堂集林》、《王国维遗书》行世。
罗振玉与王国维
静安年甫冠，即值中日大战，海内士大夫竞言天下事，彼亦跃然欲试，遂赴上海，拟有所自见，顾茫然无所适从。时上虞罗振玉方设农学社，及东文学社，聘日人为教授，静安乃往受学。夏间偶写所作咏史诗于同舍生扇头，振玉见之惊异，许为奇才，遂拔于俦类中，不惟勤其教，而更济其贫。故静安知学问途径，发奋以争上游者，振玉有以牖迪之。
振玉复诏之曰：“君喜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应知江氏之学多偏驳。本朝学术，实导源昆山顾亭林，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惟戴震、程易畴、汪中、段玉裁，及高邮王氏父子耳。”因以各家著述为赠，而勉之以力学焉。
庚子，毕业于东文学社，于西洋哲学、文学、史学、美术、及顾戴二王各家之学，研究俱深。时振玉方长武昌农学校，聘之任教授。明年，东渡扶桑，就学于物理学校，精研科学，以会通文学，故静安之学有文有质，非仅一哲学家、文学家而已。
《同光风云录》下篇
罗振玉评说王国维
公生而岐嶷，读书通敏异常儿。年未冠，文名噪乡里。寻入州学，以不喜帖括之学，再应乡举不中程，乃益肆力于诗古文。
在都门攻治戏曲，著书甚多，并为艺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别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忄矍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之于茂堂者论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公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蓼园学士，欧洲则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东则内藤湖南、狩野子温、藤田剑峰诸博士及东西两京诸教授。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如是者数年，所造乃益深且醇。公先予三年返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送之神户执公手曰：“以君进德之勇，异日以亭林相期矣。”公既返国，为欧人某主持学报，并遍观乌程蒋氏藏书为编书目。并取平生著述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三十五以前所作弃之如土苴，即所为诗词亦删剃不存一字，盖公居东后为学之旨与前此殊。
《碑传集三编》卷31
第二册王国维（1877—1927）（2）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归国后，任南通师范学院讲师，主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甲辰秋，振玉长江苏优级师范，遂移静安于苏州，凡三年，刻所作诗词，自此遂致力于文学矣。
静安尝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则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毁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在，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不泯。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莎士比亚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祝之社而稷之者也，而政治家无与焉。”故彼孜孜兀兀以文学家自勉。
又复论曰：“‘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也。然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以上所论，皆我国文人诗人之金科玉律也。故静安忧国忧民之心，愤世嫉俗之言，恒散见于诗词间而不显露，世有以消极文人目之，非定论也。
光绪二十五年，振玉奉学部奏调，至是始荐静安于尚书荣庆，命在学部行走。自此乃治宋元以后通俗文学，而更殚瘁于宋之词，元之曲，著《人间词话》。论词则讲求境界。尝言：“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而境界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出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又曰：“词也者，自有我之境，亦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得出来。故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
静安毕生之力，尤在剧曲，所著《宋元戏曲史》，盖综平生论曲之旨而集其成也。彼以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平时殊不惬于中国人竞言欧美科学，而忽视我国传统之美德。彼以欧战以后，西方有识之士，已憬然于政学之流弊，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我则昏昏不知，而辄追逐其后，争民施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垂涕为人道之，而人以为迂阔，然今日诵其言，不禁悚然！
民国十六年四月，方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以感时丧乱，忽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于衣带中检得遗墨：“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海内识与不识，闻此噩耗，莫不惜其学，而悲其心。使不即死，则大造于文学者，未可限量也。
《同光风云录》下篇
论近世学人之敝
（王国维）不徒精于礼制，凡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莫不研几穷微。尤善论证金石文字，其论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考证之学精，大则古义古制日以发明，次亦可以董理群书。於戏！可谓片言中窍者已。其所为文辞，从容雅朴，恶夫空言游说者之以古文自炫也。故一篇之成，必有实义名论贯注乎中。诗尤芟浮藻而成隐秀，兼众体，以为雅度遗篇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