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馓焐衔�11时，一队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官兵进入安全区，20多个难民见后惊慌奔跑，日军举枪便射，奔跑的难民当即毙命。当时，不管在哪儿，“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格杀勿论。此后日军按照上级指令，在难民区内大肆搜捕和押走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青壮年男子，甚至一般市民，将其驱至屠杀场所。日军完全违反1929年7月签订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中有关在战争中对待俘虏的规定，残暴地屠杀俘虏和无辜市民。12月16日是日军在安全区内疯狂搜捕和屠杀的一天。这一天，日军从司法院内难民所中搜捕散兵和青壮年男子、警察2000余人，押至汉中门外集体屠杀。晚上，日军又把附近一个难民所中的1300余人押走，还从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抓走数百人，在中山路法官训练所内抓走100多人，从华侨招待所抓走全部中、青壮年男子，他们当中有散兵，但大部分是普通市民。他们被押到大方巷塘边，被机枪射死。在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70多个难民，被无辜拖出枪毙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手上有硬茧，日军就认为是当兵的证据，必杀死无疑。因此，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体力工人，往往被捉去杀死。安全区内，分散被杀的难民尸体横陈街头。逃入难民区内的妇女并未幸免于难，她们常被闯入的日军奸淫蹂躏，或被掠走，作为日军官兵奸淫行暴的工具。在金陵女子大学避难的妇女，在校内被强奸的有11岁的小女孩和53岁的老妇。12月15日夜，大批日军闯入金陵大学校舍，当场强奸30名妇女，有几名妇女被6名日兵轮奸。而金陵大学与日本大使馆近在咫尺，隔街相望。试想一向标榜有严明纪律的“皇军”，若不得最高当局的认可，胆敢在大白天肆无忌惮地行奸施虐？这一天，在难民区内，一昼夜间发生的强奸、抢掠、殴打事件有100件以上。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有一位妇女被强奸17次之多。一个兽兵在强奸时，旁边一个5个月的婴儿哭声不断，兽兵竟活活将婴儿闷死。金陵女子大学内住有数千名妇女，有外国人负责把门看护，使日本兵白天不能闯进去行奸。但每当夜晚，他们便翻墙进去“摸彩”，抓住妇女，即行奸污。失去人性的日军，只要碰见妇女，不分场合和时间，便行奸施暴，竭尽野蛮之行为。1937年12月20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指出：“难民区内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他们平时都是洁身自爱，清白无瑕。”国际委员会先后向日本大使馆交上428件《日军暴行报告》，12月13日至年底向日本当局递交170件《日军暴行报告》，1938年1月1日至1月12日又交上17件《日军暴行报告》，这些报告所述日军暴行都是发生在难民区内。1月28日，侵华日军司令部下令解散难民营，强令难民返回自己住处。因此，1月14日至2月9日国际委员会提交日军当局的240件《日军暴行报告》，大部分是记录难民离开难民区后被杀、被抢、被奸淫的日军暴行。
第二部分屠杀新招数
12月22日，驻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公布“签发平民护照”令，在市内张贴布告。布告中说：“自12月24日起，宪兵司令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此令公布后，在南京市内设立多个良民登记处，当时的金陵大学、宁海路、上海路、金陵神学院、金大附中等地均设良民登记点。在难民区内设良民登记点，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30余万难民，更主要的是为搜查中国散兵。从满铁株式会社派到南京的“南京特务班”写回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日军当局放发“良民证”之真正用意和目的。“南京特务班”是12月24日进入南京开始工作的，1938年1月21日写回的第一次报告中说：“我军认为，由于南京整个被皇军包围，完全没有逃跑余地，因而在这些难民中必然潜伏着很多残败兵、不法分子。因此，直至1月6日，每天进行严格搜查，努力将其查出。查问全体人员之后，已清除多数残败兵，对其他普通无辜良民发给证明其为良民的‘安居证’，使其安居乐业。”《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载于《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为了能让当过兵的人自首，在金陵大学登记点，日军采取欺骗手法，以“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获得工作为诱饵，致使难民区内二三百人上当受骗，甚至没当过兵的平民，为得到一份工作，也去自首。结果，这二三百人全部被押走杀害了，只有10余人死里逃生，逃回难民营中。在宁海路登记点，有数十人承认当过兵，结果全被杀害。一个从虎口逃回的人回忆说：“有一天上午，我记得是个晴天，日本兵在我家一带挨户搜查，已经将许多人集中在宁海路上，查看他们手中有没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箍，主要看是不是当兵的。我自料逃不出去，只好躲在家里。吃过中饭以后，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四五个日本兵到我家搜查，他们发现我手上有打铁留下的硬茧，就硬要把我带走。我母亲哭着说：‘他不是当兵的，是做铁匠的。’并拿出铁匠工具给他们看，他们根本不理睬，还恶狠狠地用枪托把我父母打倒在地，吆喝着把我强行带走。……日本兵把我带到宁海路，那里已经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我们被赶到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个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一齐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我头上擦过，鲜血直流，我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下去。
……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我从死尸堆里慢慢爬出来，满身是血污，顺着原路摸回了家。”由此例可以看出，日军当局发放良民证是继续屠杀的新招数。当年曾参加过攻占南京的一个日本兵冈本健三战后说：“本人曾经在现场亲眼看到，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后，对于谁是良民，谁是便衣队，是分辨不出来的。因此，日本军队就制发一种良民证，我隶属的部队每天都在办理登记，叫他们填写出生年月、性别、职业等项目。可是，会写字的中国人很少，对于不会写字的人，就以口头说明，由于语言不通，能讲得清楚的，算他运气不坏，如果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的，就认为他可疑，把他搁在一边，解决掉了事。当枪声响起的时候，场内哭声大作，争先奔逃。可是，四面八方都喷出机关枪火焰，结果都是死路一条。那一次大概解决了四五百人。”在良民登记骗局中，有多少人被杀，已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数字，但我们从“南京特务班”写回的第二份报告中，可以知道，“自去年（1937年）12月22日至本年（1938年）1月5日，协助中岛兵团进行的盘查活动，清出了大约4000名的残败兵和抗日分子。1月6日到2月25日间，特务机关得到天谷警备支队的协助，又在城内外继续进行盘查，清出约500名”。由此看出，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2月25日之间，仅“南京特务班”参与的“良民”登记，就将4500人屠杀了。“南京特务班”的第三份报告中说，在南京沦陷前，留在南京的人口是38万，截止到1938年3月末，登记领取良民证的只有23。5万余人，分散住在市内5个区内。当时，登记工作还没完全完成，但38万人与23万人之间的人数差额之去向，该报告并未说明。其实也用不着说明，他们之中的多数被屠杀了。日军最初6周的大规模屠杀、奸淫、烧抢等暴行，世界各国均有报道，并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抗议和谴责。但日军当局我行我素，屠杀几乎持续了3个月。究其原因，是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对华方针造成的。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为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已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表明日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军进犯南京时，就曾充满杀气地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要发挥它的神威！”正是日军实行的“大体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以及参谋长下达的“杀掉俘虏”的命令，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30余万中国骨肉同胞被残杀了。
第二部分销尸灭迹
侵华日军为掩盖大屠杀的罪证，在血腥屠杀的同时，就进行销尸灭迹的工作。曾在12月17—19日参加屠杀燕子矾被俘军民并处理被害者尸体的日军第13师团山田旅团第65联队的一名下士说：“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在善后处理阶段，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曾为南京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部员的太田寿男被俘后供称：他于16—18日奉命处理尸体。碇泊场司令部拨出运输兵800名，专门进行运输和处理尸体。太田寿男与另一名军官安达少佐各率400名。经太田寿男直接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入江中的尸体有5万具，以上合计处理的尸体共有15万具。这只是日军开始大屠杀不久集中处理的中国军民尸体。由于侵华日军在最初6周内疯狂大屠杀，致使城内城外、农舍民宅、街道田野、江边沟旁被杀中国军民的尸体比比皆是，尸堆如山，日军销尸灭迹的工作，难以单独完成，他们不得已才允许一些慈善团体和个人参加收尸埋尸的工作。参加收尸埋尸工作的团体有红会、崇善堂、南京红十字会分会、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还有一些个人及伪职人员。“南京特务班”进入南京后，曾协助1月5日刚成立的伪自治委员会的收尸埋尸工作，他们写给满铁株式会社的第二份报告，称赞红会收尸埋尸工作成绩昭著。报告中说：“红会的尸体埋葬队（队员约600人），1月上旬以来，在特务机关指挥下，连日涉足城内外掩埋死尸，截止到2月末，埋葬的尸体约达5000具。”在第三份报告中又说：“至3月15日为止，已把城内1793具、城外29998具、共计31791具尸体收容在城外下关地区及上新河地区的指定地点。”但仍有不少尸体需要收埋，“现在每天需要卡车5—6辆，民工200—300名”。直到5月份，红会共收埋43123具尸体。崇善堂共收埋113267具尸体，其中男尸109363具、女尸3091具，孩尸813具。红十字会收埋13722具尸体。回民掩埋队专门负责收埋被害回民的尸体，在3个多月中，共收埋回民尸体400余具。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在雨花台、花神庙等处，组织难民掩埋7000余具尸体。伪南京市政公署令卫生局将灵谷寺、马群一带无人认领之尸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碑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NFDDE、丛莽、山巅、水NFDFB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瘗之。越二月，村民来�